名义上的饷银粮秣经过层层盘剥，总兵扣一份，营官扣一份，经手的书吏、粮台再刮一层，发到手里时，往往是成色不足的劣钱、掺沙的陈米，甚至直接拖欠数月。能拿到实饷一半，就算上官“仁慈”。
有背景的兵痞可以欺负老实人，老油条会榨取新兵的微薄所得，帮军官干私活、孝敬上官是隐形义务。无权无势的普通兵丁，处于食物链最底层，不仅要面对敌人，更要忍受来自“自己人”的盘剥和压迫。
因此，当他们被俘后，经历元老院的审查、诉苦会、坦白检举，最初是恐惧和麻木的。但随后，他们被带入治安军新兵营，遭遇的一切都与过去截然相反：
班长，大多数由元老院退伍兵或早期表现优异的归化民骨干担任，虽然训练时严厉，吼声震天，但从不无故打骂**。动作错了，是反复讲解、示范，而不是一鞭子抽过来。休息时，班长会挨个询问有没有受伤、哪里不舒服。
中队长、队长会来巡视，开口问的是“饭菜够不够吃？”“晚上睡觉冷不冷？”“有没有人欺负你们？” 这些在清军里只有亲兵家丁才可能得到的“关怀”，如今却来自地位高得多的“首长”。一次，一个前俘虏在训练中扭伤了脚，元老院卫生员立刻赶来处理，班长还帮他打饭，这让他愣了很久，在旧军队，伤了病了，能不被扔下自生自灭就不错了。
饷银和伙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 安家粮没法寄回家里（元老院还未解放的其它区域），每天三顿饱饭，晚上那顿油汪汪的肉菜，是他们以前过年都未必能吃上的。衣服鞋袜发新的，破了还能补领。
这种待遇上的天壤之别和人格上的基本尊重，像暖流一样，逐渐融化着他们因多年压迫而冰封或麻木的心。他们或许还不完全理解元老院的理念，但他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在这里，被当人看。在这里，付出汗水，能得到公平的回报。 那种“摆脱过去猪狗不如的处境、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在新地方重新做人”的迫切感，驱使他们格外卖力。训练场上，他们往往是最拼命的一群，不仅是为了“戴罪立功”，更是为了牢牢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像人一样活着的希望。眼神深处的沉默，不再是单纯的畏惧或麻木，开始混合进一丝感激、一丝归属的渴望，以及一股“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待遇”的狠劲。
这些人比俘虏更惨。他们本是安分种田、打渔、做工的百姓，被清廷胥吏和兵丁如驱赶牲畜般强拉来服徭役，修营垒、运粮草。没有饷钱，只有一天两顿稀粥吊命，动辄挨打，病了伤了就被扔到路边等死，如同消耗品。他们对清廷和清军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被元老院解救时，许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眼中只有绝望和茫然。当元老院给出选择：领一点微薄路费回家，或者留下参加建设或治安军时，很多人选择了留下。为什么？
最直接的感激，元老院给了他们饱饭，治了伤，没有打骂，还给了选择。这对于刚从地狱般徭役中脱身的人来说，不啻于再生之恩。朴素的“报答恩情”念头非常强烈。
家园残破，回去可能面临官府追究或难以生存。留下，至少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他们恨透了清廷和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差兵丁。加入治安军，拿起武器，“跟着元老院打回去，让那些狗官也尝尝厉害！” 这种想法在诉苦会和思政课中被引导和强化，成为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他们训练格外刻苦，虽然身体底子差，军事知识为零，但吃苦耐劳的精神无与伦比。他们珍惜每一口饭，爱惜每一件军服，对元老院教官和长官的指导，几乎带着一种虔诚的学习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是元老院把他们从泥淖里拉出来，给了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复仇的希望。他们的忠诚度，往往源自最朴素的感恩与仇恨，异常牢固。
当这些背景各异的新兵，剃去头发，穿上统一的蓝灰军服，戴上大盖帽，站在同一队列里时，外表的统一仅仅是开始。每天规律的作息、充足的营养、严格的训练、平等的待遇、以及思政课上那些关于“平等”、“尊严”、“保卫家园”的话语，都在持续冲刷着他们旧有的观念。
对俘虏而言，是在修复被旧军队摧残的人格，并植入新的效忠对象和行为准则。
对民夫而言，是在引导他们将个人的感恩与仇恨，升华到对元老院事业的认同和支持。
对本地青年而言，是在塑造他们对新身份、新未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这不仅仅是换装和吃饭，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深刻无比的思想与习惯的重塑。那身挺括的军服和帽徽，不仅遮住了过去的身份，更开始承载起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希望。训练场上的汗水，不仅强壮着他们的体魄，更在浇灌着一种名为“忠诚”与“归属”的幼苗。元老院正在用最实际的方式——尊重、温饱、公平、希望——将这些来自旧时代的“弃子”和“边缘人”，熔炼成新时代的基石与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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