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长批示后的两周，日子像绷紧的弦。
林凡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内网系统，查看方案流转到了哪个环节。从办公室发出，到秘书处登记，再到各相关处室会签——流程的每一个节点，都像一道需要翻越的山。
第一周，建设处和规划处签回了意见。意见写得很有技巧：“原则同意，但建议充分考虑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同意是姿态，困难是实质。
财务处赵处长签得最痛快：“同意按会议讨论意见推进。”他兑现了承诺，但也把球踢了回来——会议讨论时大家提的那些困难，现在成了方案的一部分。
第二周，信息中心和法规处的意见回来了。信息中心的意见最具体，列了七条技术实现上的难点，每条都需要投入资源和时间。法规处的意见最严谨，指出方案中三处可能存在的合规风险。
林凡把这些意见整理成表格，逐条研究对策。每天下班后，他办公室的灯都亮到九点以后。
周三晚上八点，刘建军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两个盒饭。
“还没吃吧？”
林凡抬起头，这才感到胃里空得发慌：“刘处，您怎么……”
“我也加班。”刘建军把盒饭放在桌上，“顺便看看你。进展如何？”
林凡把意见汇总表推过去，苦笑道：“每个处室都同意，但每个处室都提了条件。把这些条件都满足，方案就得推倒重来。”
刘建军翻看着表格，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阻力很大。”
“不。”刘建军摇头，“这意味着大家都在按规则出牌。提意见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自我保护。如果哪个处室不提意见就同意，那才不正常。”
“那我该怎么办？逐条修改？”
“分三类处理。”刘建军用笔在表格上画线，“第一类，技术性意见，比如信息中心提的数据接口问题——接受，写进方案，但注明‘后续由技术小组专项研究’。第二类，原则性意见，比如法规处的合规风险——必须修改，不能留隐患。第三类……”
他顿了顿：“推诿性意见。比如建设处说的‘实际操作困难’——不修改，但写个说明，解释为什么这些困难可以克服。”
林凡记下了。这就是刘建军说的“策略”：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拒绝，而是区分对待。
“还有，”刘建军说，“你要开始主动沟通。不要等意见来，要带着方案去。”
“主动去找他们？”
“对。尤其是信息中心和法规处。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越早沟通越好。让他们觉得你是去请教，不是去施压。”
接下来的三天，林凡开始了他的“拜访之旅”。
第一站是信息中心。中心主任姓吴，四十出头，技术出身，说话直接。
“林科，不是我不支持。”吴主任指着方案里的技术架构图，“你说的实时共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现在的系统，十年前建的，各部门数据标准都不一样。要打通，得重新开发接口，这不是小工程。”
林凡没有争辩，而是拿出笔记本：“吴主任，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不追求一步到位，分阶段实现。第一阶段，先用最笨的办法——每日定时导出数据，人工核对后上传到共享平台。虽然不实时，但至少能做到每日更新。”
吴主任想了想：“这倒是可行。但人工操作，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设计严格的核对流程，双人复核。”林凡说，“等试点成熟了，再考虑系统对接。这样既推进了工作，也给技术升级留出了时间。”
这个折中方案打动了吴主任。他最终同意，在方案里加上“分阶段实施”的表述。
第二站是法规处。法规处长是位女同志，姓孙，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一板一眼。
“小林，你方案里这个‘数据使用授权’条款，表述不够严谨。”孙处长指着条文，“什么叫‘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必要范围怎么界定？谁来界定？这些都必须写清楚，否则将来会有法律风险。”
林凡虚心请教：“孙处长，您觉得该怎么写？”
孙处长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翻到某一页：“你看，这里对政府信息的使用有明确规定。你可以参考这个表述，把‘必要范围’具体化为‘履行法定职责所需’，并且加上‘不得用于与职责无关的用途’。”
“那如果某个处室认为他们需要某个数据来履行职责，但数据提供方不同意，怎么解决？”
“设立争议解决机制。”孙处长说得很清晰，“由办公室牵头，法规处、信息中心参与，组成数据共享争议协调小组。有争议，上会讨论，集体决策。”
这个建议很专业。林凡全部记下，承诺修改。
走出法规处，林凡感到一种奇特的成就感。这种一砖一瓦的沟通、修改、妥协，虽然缓慢，但每一步都扎实。他想起张怀民说过的话：“在机关里，最快的速度往往不是奔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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