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年的车驶向省委大院，车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看似闭目养神，实则全身的感官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耳朵留意着车载通讯器里可能传来的“老枪”的预警，眼睛偶尔睁开一条缝，扫过后视镜和窗外流动的街景。
省委会议，是明枪；潜伏的杀手，是暗箭。双线作战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
车子平稳地驶入省委大院，并未发生任何意外。但这并没有让陈启年放松，反而更加警惕——如果对方选择在这里动手，那才是真的疯了。真正的危险，或许在会议之后，在他离开这个戒备森严之地的时候。
会议室内气氛异常凝重。王伯良坐在主位，脸色依旧有些苍白，带着病容，但眼神却锐利得吓人。省市两级的纪委、公安、办公厅的主要领导几乎都在场。钟弈也坐在一个角落里，面无表情。
王伯良没有半句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语气沉重而愤怒：“党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这是对我们党政机关的公然挑衅！是在打省委的脸！打我王伯良的脸！”
他猛地一拍桌子：“刘建军！跟了我十几年的秘书！我待他不薄！他竟然能干出这种吃里扒外、猪狗不如的事情！公安厅、纪委的同志，必须用最快的时间，撬开他的嘴！把他背后指使的人，给我一挖到底！不管涉及到谁，绝不姑息！”
这番表态，听起来义正辞严，怒其不争，完全是一副受害者和坚决维护纪律的形象。
但陈启年却听得心中冷笑。这番表演，太过用力了。先把刘建军钉死在“罪犯”的位置上，切断他一切可能辩解或反咬的后路，然后“撬开他的嘴”……这嘴最后会说出谁的名字，可就完全操作在审问的人手里了。
王伯良这是要把调查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借着“彻查”的名义，行“灭口”和“引导”之实。
果然，在王伯良的强势主导下，会议很快决定成立一个规格极高的“党校投毒案”专案组，由省纪委一位副书记亲自挂帅，省公安厅副厅长、市委副书记（王伯良的心腹）担任副组长，钟弈也以“总行特派员、涉及可能的经济犯罪调查”为由被塞进了专案组。
而陈启年这个实际上最先介入事件、并且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却被巧妙地排除在了核心领导层之外，只挂了一个普通的“成员”头衔，美其名曰“便于集中精力处理政府日常工作和经济事务”。
分工明确：专案组负责“深挖”刘建军这条线；陈启年则被要求“稳住大局”，重点保障开发区项目和全市经济运行，不要受事件影响。
一套组合拳下来，陈启年被彻底边缘化了，失去了对最核心调查的直接介入权。
会议结束，王伯良甚至没有多看陈启年一眼，就在簇拥下离开了。钟弈经过陈启年身边时，脚步微顿，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淡淡地点了下头，也离开了。
陈启年面色平静地走出会议室，心里却雪亮。王伯良和钟弈（或者说他背后的“老师”）已经布好了局，一方面用专案组控制住刘建军和调查方向，另一方面则试图用日常工作捆住他的手脚。
但他陈启年，岂是这么容易就被困住的？
回到市政府，陈启年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批阅文件，主持开发区项目协调会，一副完全被公务缠身、无暇他顾的样子。他甚至故意提高了公开露面的频率，给人一种他正专注于经济工作的错觉。
然而，在这一切的掩护下，两条暗线正在全力推进。
第一条线，是技术攻坚。他让林婉秋以“研发需要极端环境测试”为由，秘密将地下实验室那台老旧的超导装置原型机的一部分核心组件，转移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由他直接控制的安全屋里。同时，他通过吴建国，找来了一位绝对可靠且精通微电子和数据恢复的国宝级老专家——宋工。
在安全屋中，宋工看着那个熔毁的U盘和奇特的超导组件，眼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兴奋又凝重的光芒。
“这东西……物理损伤极其严重，常规方法肯定没戏。”宋工小心翼翼地检测着，“但你说它靠近这东西时有反应？”他指着超导线圈。
“对，非常微弱，像是某种……能量共鸣。”陈启年描述道。
宋工沉思良久，猛地一拍大腿：“我有个大胆的猜想！如果这U盘使用的不是传统闪存，而是某种基于超导相变原理的、极其前沿甚至处于实验室阶段的存储介质……那么在高强度特定频率的超导磁场环境下，或许真的能短暂‘激活’其内部冻结的量子态，读出残存数据！”
这个设想极其大胆，近乎科幻。但陈启年重生的经历让他对超常现象有了更高的接受度。
“需要什么设备？多大把握？”
“需要一台能产生高强度脉冲磁场的设备，还要能精密控温！把握？不到一成！而且极其危险，可能彻底损毁它！”宋工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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