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局的车缓缓驶入厂区，在夜色中划出一道道光痕。
车灯扫过家属楼晾衣绳上的蓝布衫，那布衫在风中轻轻摆动，仿佛有人尚未离去；又掠过技术科窗台上那盆蔫了的绿萝，叶子边缘卷曲泛黄，透着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息。
车子最终停在厂办大楼前，车轮碾过碎石地面的声音格外清晰。
陈启年站在宿舍二楼的阴影里，看着三个穿藏青色制服的人从车里下来。
其中一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冲他微微点头——那是省纪委的赵卫国，上周在科技厅门口“偶遇”时塞给他联系方式的。
他的目光沉静如水，却在内心掀起波澜。
手机在裤袋里震动，是赵卫国发来的短信：“账册有问题，连夜回市里汇报。明早八点，省纪委专项组进驻。”陈启年手指在屏幕上按了两下，回了个“好”，目光却落在厂办三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上——周明德的办公室，窗帘缝隙里漏出橘黄色的光，像一只充血的眼睛，冷冷地盯着这片厂区。
“陈工？”身后传来轻柔的呼唤，林婉秋抱着个铁皮文件箱站在楼梯口，发梢还沾着实验室的粉笔灰，“我把量子密钥的参数拷贝了三份，软盘、磁带、还有你说的那个U盘。”她晃了晃箱子，金属碰撞声在空荡的楼道里格外清晰，“老沈教授帮忙写的申报书也用挂号信寄了，我盯着邮局盖了邮戳。”
陈启年接过箱子，指尖触到她冻得冰凉的手背，一阵寒意顺着指缝传遍全身。
“婉秋，等会儿你去把技术科的监控硬盘拆下来。”他压低声音，“李建国今晚肯定要动账册，他上个月换了新锁，钥匙在张厂长抽屉第三个暗格里。”
林婉秋的睫毛颤了颤：“你怎么知道？”
“他上周三去五金店买了两把十字锁，发票夹在后勤科的采购单里。”陈启年摸出兜里的U盘，那是今早趁李建国去厕所时，从他办公桌上顺来的，“他抽屉最下层有本红皮笔记本，记着周明德每次收礼的时间和地点。”
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灭了，黑暗中林婉秋的呼吸声近在咫尺，带着淡淡的粉笔味与体温。
“你昨晚没睡吧？”
“睡了两小时。”陈启年笑了笑，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看见她眼下淡淡的青影。
陈启年默默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前世被烧死后，在火场里躺了三天才被发现。这一世，我要让他们连烧文件的机会都没有。”
楼外突然响起汽车鸣笛声，审计局的车调头开走了，尾灯在围墙外划出两道红光，如同两道伤口，撕裂了黑夜的沉默。
陈启年望着那光消失的方向，把文件箱塞进林婉秋怀里：“现在去拆硬盘，我去趟张厂长办公室。”
厂办大楼的走廊铺着掉漆的绿色地砖，陈启年的皮鞋跟敲出清脆的响声，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记忆的琴键上。
经过周明德办公室时，里面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是那对他花两万块从景德镇买的青花瓷瓶，碎裂声刺耳而冰冷。
接着是王志的声音，带着南方口音且发颤：“周厂长，审计组查的是九三年的改制款，您不是说都转到香港账户了吗？”
“放屁！”周明德的咆哮震得门框嗡嗡作响，“李建国那蠢货把账做死了，现在连张建国都不帮我说话！”
陈启年脚步未停，拐进厂长办公室。
张建国的办公桌落了层薄灰，第三个抽屉的暗格藏得很隐蔽，他用钢笔帽挑开，果然躺着一串铜钥匙。
钥匙圈上挂着个褪色的红布包，打开是颗小孩的银锁——张建国的孙女去年周岁时，全厂职工凑钱买的。
那一刻，金属的冷硬与温情的记忆交织在一起。
“小陈？”
陈启年转身，张建国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半瓶二锅头，脸红得像猪肝，“你要钥匙？”
“李建国今晚要烧账册。”陈启年把钥匙在掌心颠了颠，“您当年在二车间当主任时，为了给职工争降温费，在厂长办公室跪了三小时。”他指了指张建国胸前的党徽，“现在，您还要护着周明德？”
张建国的喉结动了动，突然抓起桌上的搪瓷缸灌了口酒：“我老伴儿住院要交三万押金，上周三周明德让人送了信封来。”他抹了把脸，酒顺着下巴滴在裤腿上，“我没拆开，就搁在抽屉最里面。”
陈启年拉开抽屉，最里面躺着个牛皮纸信封，封皮上印着“江南市建材公司”。
他把信封塞进自己口袋：“张厂长，明早八点，省纪委的人会来接您。”
凌晨一点，技术科的监控室里，林婉秋把硬盘塞进塑料袋，抬头时正看见陈启年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个泡沫箱。
“李建国在仓库。”他晃了晃箱子，“我买了速冻饺子，等会儿看完监控再吃。”
监控屏幕闪了闪，画面切到仓库后门。
李建国穿着件灰色棉袄，鬼鬼祟祟地往四周看了两眼，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正是下午陈启年在他办公室见过的“职工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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