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八年，江南。
一个叫陈淏的读书人，在家乡种了一辈子地，写了一本书叫《花镜》。书里讲的都是种花、种树、种菜的法子，厚厚一本，全是这些年自己琢磨出来的经验。
书写完了，他在序言里提到一个人：
“泰昌年间，北直隶有林越先生，着《便民实用百科》，开实用之先河。余少时读其书，如获至宝。今老矣，亦效其法，录平生所试，以传后人。”
有人问他：“林先生的书，您现在还看吗？”
陈淏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封面已经没了，可里头的内容，他一清二楚。
“这本，”他说，“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爷爷说，他爷爷那辈就有的。”
那人问：“这书里写的法子，现在还管用吗？”
陈淏笑了。
“管用？管大用了。有些法子，我们改进了，比书里写的还好使。可没有这本书，就没有那些改进。”
他翻开某一页，指着一处说：
“你看这里，林先生写的是‘深耕宜择晴日，土墒半干’。我爷爷那辈琢磨出来，咱们江南雨水多，‘半干’跟北边不一样。他们试了几十年，总算试出来，咱们这儿要‘土面发白’才行。”
他又翻到另一页：
“还有这里，林先生写堆肥，‘把手伸进去感到烫手’。我爹那辈发现，冬天和夏天，烫手的程度不一样。他们又试，试出来‘冬天烫手即翻，夏天烫手后再等一炷香’。如今我们种地，都照着这个来。”
那人听得入神。
陈淏把书合上，轻轻拍了拍。
“林先生那本书，是个种子。我们这些人，就是在这颗种子上，长出了新的东西。”
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做了一件事。
他把全省的棉花种植情况调查了一遍，写了一本《棉花图》，呈给乾隆皇帝。那本书里，有图有文，把种棉花、纺棉线、织棉布的过程，画得清清楚楚。
乾隆皇帝看了，大加赞赏，让人把这书刻印发行。
有人问方观承：“你这书，是从哪儿得来的灵感？”
方观承说：“泰昌年间，林越先生在北沧州推广棉花，写过一本《农业全书》。那本书里，就有种棉花的法子。我让人去乱石村找，找了很久，找到一本手抄的残本。”
他从书架上取出那本残本，翻开给那人看。
纸已经发黄了，边角都破了，可上头的字还认得清。
“你看这里，‘棉宜高地，不宜低洼。低洼积水，根烂苗死’。这话，如今种棉花的都知道。可在当年，是林先生头一个说出来的。”
那人看了半天，忽然问：
“林先生那本书里写的，跟您这本《棉花图》比，哪个好？”
方观承笑了。
“我那本，是照着林先生的种子长出来的。你说哪个好？”
那人愣住了。
方观承说：
“没有林先生那颗种子，就没有我这本书。”
道光年间，安徽泾县。
一个叫翟金生的人，是个教书先生。他教了四十年书，最头疼的事就是买书。书太贵了，穷学生买不起。
他想了个法子：自己刻活字，自己印书。
可活字刻起来太慢，一个人刻了几十年，才刻了十万多个。他用这些活字，印了很多书，送给穷学生。
有人问他：“你这法子，是从哪儿学来的？”
翟金生说：“林越先生的书里写过，活字印刷的法子。我那本《便民实用百科》里，有一章叫‘简易印书法’，里头写得清清楚楚。”
他找出那本书，翻到那一页。
“你看这里，‘泥活字，以胶泥刻之，火烧结之，可反复用’。我就是照着这个法子做的。”
那人看了，点点头。
翟金生又说：
“不过林先生写的，是泥活字。我试了几年，觉得泥活字容易碎，后来改成了木活字。又试了几年，木活字也容易变形，又改成了铜活字。”
他笑了笑。
“如今我这套活字，能用几十年不坏。比林先生那时候，强多了。”
那人问：“那林先生写的，就没用了吗？”
翟金生摇摇头：
“怎么没用？没有他那个泥活字，就没有我这个铜活字。他是根，我是枝。没有根，哪来的枝？”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乱起。
江南一带，到处是战火。百姓逃难，田地荒芜，粮价飞涨。
有个叫赵元益的读书人，在乱世里做了一件事：他带着一帮人，在乡下办起了“便民社”。教百姓种地、修渠、存粮、自救。
有人问他：“这时候了，还教这些有什么用？”
赵元益说：“林越先生当年，就是在乱世里做起来的。泰昌年间，北直隶也不太平。可他硬是带着一村人，把日子过好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封面已经磨没了，可里头的内容，他背都背得出来。
“林先生书里写的那些法子，这时候最管用。怎么选高地种粮，怎么挖渠抗旱，怎么存粮防荒，怎么互助自救。一字一句，都是从乱世里熬出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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