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五年的春天，走得比往年轻。
州城西街那棵老槐树上的榆钱落尽时，林越向州衙递了告老还乡的呈文。
这不是朝廷的致仕章程，他那个“留任原职”的州同知衔还挂在名册上，每年腊月州衙仍会派人送来俸米，他从未去领过。这只是一封私信，写给新任知州，寥寥数语：
“仆老病日侵，居城无益，欲归故里。州中诸务，已有成规；问事处诸生，皆可任之。乞允。”
新任知州姓谭，是宋濂离任前亲自举荐的人。他接到这封信，沉默良久，没有挽留。
他知道留不住。
五月初六，宜出行，宜移徙。
天刚蒙蒙亮，一辆青帷马车停在了小院门口。没有仪仗，没有送行的官员，只有秦文远、赵青石、周柄三人站在车边，谁也没有说话。
水生把师父的旧藤箱搬上车。箱子很轻，里头只有几套换洗衣裳、两函未编完的书稿、一只巴掌大的木匣。木匣是林越自己指给他看的，说别的都可以不带，这个匣子要放好。
水生不知道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他没有问。
冯璋站在人群后头，攥着那张他亲手誊抄了无数遍的“问事处答问存录”簿子，指节捏得发白。他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林越被搀扶着走出院门时，朝阳刚从东边屋檐上升起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在门槛边站了站，回头望了一眼。
那棵老枣树的叶子已经长齐了，密密匝匝，在晨风里轻轻摇动。树下他常坐的那张藤椅还搁在原处，扶手上搭着一条半旧的薄毯。
他没有说“关好门窗”，没有说“常来信”，甚至没有多看弟子们一眼。
他只是慢慢转过身，弯腰钻进马车，放下了车帘。
车轱辘碾过青石板，嘚嘚地响。
冯璋终于忍不住，追出去几步，又猛地站住。
他看见车帘掀开一道细缝。师父的手从里头探出来，朝他轻轻摆了摆。
那是叫他别送了。
马车越走越远，出了城门，上了官道，融进初夏白茫茫的天光里。
冯璋站在原地，把那本簿子贴在胸口，很久没有动。
从州城到乱石村，四十里。
这条路林越走过无数回。早年来回奔波时，骑驴要走一个半时辰，坐车要近两个时辰。后来路修好了，三合土路面又宽又平，马车半个多时辰就能到。
可今日这四十里，似乎比记忆中长得多。
水生把车帘挽起一角，让师父能看见外头的风景。麦田已经抽穗了，一片连着一片，绿得像泼开的浓墨。田埂上有人赶着牛慢吞吞走，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一支听不出调的竹笛。
林越靠在车壁上，望着那些麦田，望着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新农人，望着远处村庄升起的炊烟。
他想起泰昌十二年，他第一次来乱石村。
那时官道还是土路，马车陷进泥坑里，他和赵青石合力推了半个时辰才推出来。那时田里的麦子稀稀拉拉，蝗灾刚过，地力未复，村口的老人蹲在墙根晒太阳，目光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那时他四十二岁，头发一根都没白。
他把车帘轻轻放下。
午时，马车停在了乱石村口。
水生先跳下车，扶着师父慢慢踩稳脚凳。林越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望着眼前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象，很久没有迈步。
他认不出这个村子了。
村口原先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铺了平整的碎石，路两旁挖了排水浅沟，沟沿种着整齐的金针菜，黄花正开得热闹。往里走，那些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大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青砖黛瓦的新屋，窗户开得又大又亮，檐下晾着成串的辣椒和玉米。
几个孩子追逐着跑过，看见马车和生人，好奇地停下脚步，也不怕生，只是睁大眼睛望着。
林越认出其中一个孩子的脸。
那眉眼，那神情，像极了几十年前的赵铁柱。
他正要开口，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巷口传来：
“……林先生？”
林越转过头。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巷口，驼背弯得像一张弓，脸上的皱纹深如犁沟。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挽着，露出两截干瘦黝黑的手腕。
他望着林越，浑浊的眼珠缓缓转着，转了很久。
然后他扔掉拐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先生！”那声音从胸腔里挤出来，像破旧的风箱，“先生回来了……”
林越低头看着他。
他认出来了。
这是赵铁柱。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个站在土墙歪斜的小院里、手里攥着锤子、怯生生问他“林先生，这铧尖再收一分会不会更好起土”的年轻人。
他想起泰昌十二年，他从州城寄信回村，说想推行新式织机，赵铁柱连夜带着三个徒弟赶了四十里路，把第一台样机背进州城。
他想起泰昌十九年，御赐匾额送到州衙那天，赵铁柱带着全村老少，在村口老槐树下摆了三十桌流水席，非要等先生回来。他没有回去。赵铁柱在村口等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被人劝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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