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二年，二月初二，龙抬头。
州城东街的“文津堂”书铺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队。掌柜陈裕和从门缝里往外瞅了一眼，手里的紫砂壶差点没端稳——队伍从店门口拐出去，穿过街角，一直延伸到便民亭那几株光秃秃的老槐树下。他在这条街做了二十年生意，头一回见这阵仗。
“陈掌柜，开门呐！腿都站麻了！”
“裕和老哥，昨儿个说好的给我留一套，可不能让旁人抢了去！”
“后生，你一个打铁的，买这书做甚？”
“咋的？打铁不看图？我师父说了，这书里有李老根叔亲口传的风箱改法，外头寻不着！”
陈裕和擦了擦额头的汗，把门闩拉开。人群呼啦啦涌进来，他险些被挤得脚不沾地。两个小伙计扯着嗓子喊“排好队排好队”，声音淹没在嘈杂里，像石子投进大河，连个响都听不见。
同一时刻，州衙后堂的宋濂也正对着桌案上那套墨迹未干的新书出神。
六卷。蓝布函套，素白题签，没有名家序跋，没有显贵题词。卷首只有一行墨笔手写的刻板字样：
“此书所录，皆北沧州官民十余年实务积攒。或有疏漏，不敢藏拙；但求有用，不慕虚名。”
宋濂缓缓翻开第一卷。纸张是州里自造的竹纸，不算顶白，胜在厚实，耐翻。字体是端端正正的宋体，不大不小，老花眼凑近了也瞧得清。版式疏朗，该留白处留白，该密排处密排。插图不是文人画那种写意，是赵青石带着工匠一笔一笔勾勒的工笔，每一根线条都落在实处。
他翻到“农桑卷·堆肥篇”，目光停住。
“把手伸进去，感到烫手了，就翻开，把没烂透的块拍散，再堆回去。”
宋濂怔了怔，继而笑出声来。笑着笑着，眼角竟有些潮。
他为官三十年，见过太多书。经史子集，典章制度，名臣奏议，方志舆图。没有一本书，敢这样写。
也没有一本书，本该这样写。
他轻轻阖上书册，望向窗外。州城东街的方向隐约传来喧嚷，隔得远，听不真切。他不用去看也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来人。”他起身。
“大人？”
“更衣，去文津堂。”
文津堂的门槛快被踏破了。
陈裕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开了二十年书铺，最抢手的货竟是这本连序跋都没有的“杂书”。他原本只进了五十套——这已是他能调动的最大本钱。林先生那边早说过，刊印不以盈利为要，书价压到最低，刨去纸墨刻工，几乎不剩什么赚头。他陈裕和是商人，商人图利，可他也图个名。能为这部书铺货，是脸面，赔本也认了。
可他没料到，五十套开售不到一个时辰，连铺子里那套作为样书的都被一个外县来的老秀才高价请走了。那老秀才头发全白，捧着书不肯撒手，说赶了八十里路，就为这一套。
“掌柜的，下一批何时到？”
陈裕和攥着算盘的手抖了抖，把算珠拨得噼啪响：“刻坊那边……加急赶工，三日后能再出八十套。”
“我先定一套，定钱放下！”
“我也定一套！”
算盘珠的噼啪声淹没在鼎沸的人声里。陈裕和抬起头，透过攒动的人影，看见宋濂不知何时站在门边，没穿官服，只一件半旧青衫，正含笑望着这一幕。
他忽然觉得，这辈子拨了三十年算盘，就今日这盘，拨得最值。
城南铁匠铺里，李老根对着徒弟捧回来的新书，翻来覆去地看。
他不识字，可他认得图。翻到“工巧卷”那页，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那个“薄铁夹麻布”的风箱活叶，旁边工工整整刻着六个小字：
“民人李氏所创”。
老根叔把书搁在铁砧上，粗糙的手掌抚过那页纸，抚了许久。
“师父？”小徒弟小心翼翼探过头。
“没事。”老根叔别过脸，声音闷闷的，“铁烧好了，干活。”
他抡起锤子，砸在烧红的铁坯上，火星四溅，照亮了他眼角那点来不及藏起的水光。
三十里铺，王七爷家的院墙下，挤了半个村的人。
七爷的孙子坐在门槛上，捧着那本刚托人从州城捎回来的《便民实用百科》，一章一章念。念到“地不黏锄、也不冒白灰，就是正好”时，几个老农连连点头：“是这话，是这话。”
念到“把手伸进去，感到烫手了，就翻开”时，一个年轻后生挠挠头：“七爷，真把手伸进去啊？烫着咋办？”
七爷叼着烟袋锅子，哼了一声：“你试一回不就晓得了？烫一回，记一辈子。书里还能把你手按进去？”
众人笑起来。笑声惊起了墙头晒太阳的老猫，它懒洋洋地跳下墙，钻进豆秸垛里，不见了。
笑声顺着春风飘出去，飘过麦田，飘过新翻的泥土，飘向更远的、还不知这本书为何物的村庄。
州学格物科的讲堂里，秦文远站在讲台上，面前摊着那套新书。
他没有讲课。底下的学生——大的四十来岁，小的才十二三——都在埋头翻书，翻得哗哗响。有人指着插图低声讨论，有人拿炭笔在小本上抄录口诀，有人看着看着，忽然抬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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