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亭场试种的棉桃悄悄鼓胀，广储仓新盐的洁白在官秤上闪烁着微光，《常见病防治手册》的墨香尚未完全散去，而那两例成功的人痘接种，如同一对深埋于地下的火种，在绝密的黑暗中证明了微弱却确凿的光热。然而，林越心中并无太多闲暇品味这些点滴的成就。宋濂的密信与随后一次更为私密的谈话，将他推向了新的、更为广阔却也更为未知的前线——**邻州**。
“京畿痘疫南移之势，已获邸报确认。”宋濂的书房内，烛火将两人的影子拉长，投在墙壁的书架上，显得肃穆而压抑，“朝廷已严令各州府预为防备。然防不胜防，尤以缺医少药、百姓蒙昧之州县为甚。我州仰赖诸君努力，防疫稍有根基，接种之法亦见曙光。然独善其身，非为臣之道，更非仁者之心。”
宋濂的目光落在摊开的一幅粗略的邻州舆图上：“邻州‘肇庆府’，与我州接壤，商贸往来频繁，人口流动甚大。其地贫瘠，医政废弛，若痘疫传入，必成炼狱。知府周大人……与我略有旧谊，然其人性情守成，不喜更张。我已修书一封，略陈防疫利害，并荐你以‘协理防疫、推广良法’之名前往。信中只提防疫隔离、卫生宣讲、《手册》分发，于接种之事，仅以‘或有预防新法，可资参详’一语带过，免其惊疑。”
他看向林越，语气郑重：“此行，任务有三。其一，助肇庆府整饬防疫，至少建起类似我城西之临时防疫所，订立章程，培训些应急人手，分发《手册》，宣讲卫生，此为明面，亦是立足之本。其二，相机观察，若痘疫真起，或当地已有轻症病例，可择机密稳妥之处，尝试小范围接种试验，一如我州之法，务必慎之又慎，记录详实。其三……”他顿了顿，“若有机会，亦可留意其地民生，看有无棉纺、仓储改良等技术推行之可能。然此非急务，且需格外审慎，勿惹‘越俎代庖’之讥。”
林越明白，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出使。邻州官场情形不明，知府态度暧昧，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推广防疫已是难题，若再涉及接种乃至其他技术，稍有不慎，便可能被扣上“妖言惑众”、“扰乱地方”甚至“以术谋私”的帽子。但天花不等人，每拖延一日，便可能多无数孩童殒命。
“学生明白。定当谨言慎行，随机应变，以防疫救人为先。”林越肃然应道。
三日后，林越带着李墨，以及秦济大夫推荐的一位口风极紧、略通文墨、且参与过防疫所工作的年轻药徒张顺，轻车简从，离开了州城。车上除了简单的行李，便是一箱精心包装的《常见病防治手册》（部分为雕版新印，部分为手抄备用）、几套简易的隔离消毒用品图解、以及宋濂那封措辞谨慎的荐书。
一路无话。抵达肇庆府城时，已是薄暮时分。与林越本州州城的规整繁忙相比，肇庆府城显得更破败杂乱些，街道狭窄，污水横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着牲口气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陈腐气息。行人面色大多黄瘦，眼神麻木。
递上文书，在驿站等候了近一个时辰，才有一位穿着半旧吏服、神色冷淡的户房书吏前来接引，将他们安置在一处偏僻简陋的官舍，言语间透着敷衍：“知府大人公务繁忙，已览宋大人书信。防疫之事，府衙自有章程。林先生一路辛苦，且先安顿。明日自有安排。”
这冷遇，在林越意料之中。他也不多言，只客气谢过。
次日，果然没有知府召见，只来了一个工房的老典史，说是奉命带林越“查看城中药铺及可设防疫所之空屋”。走马观花看了一圈，药铺大多狭小脏乱，坐堂医者寥寥，且对“防疫”、“隔离”等词一脸茫然或戒备。至于空屋，指的是一处位于城西北角、废弃已久、残破不堪的旧驿馆，蛛网密布，鼠虫横行，根本不适合用作防疫隔离。
“此地……怕是需要大力整饬，方可使用。”林越委婉道。
老典史打着哈哈：“府库空虚，人力有限，防疫嘛，重在‘防’，百姓自家注意便是。林先生远来是客，不妨多歇息，领略本城风物。” 显然，肇庆府衙对此事并不上心，甚至有些排斥“外人”指手画脚。
碰了个软钉子，林越并不气馁。他让李墨和张顺在城内私下走访，打听消息。很快，一些令人不安的信息汇总过来：城西已有数户人家出现“出痘”病例，官府仅派差役草草贴了封条了事，并未集中隔离救治，更无医药支持，任由患者自生自灭，邻里恐慌蔓延。民间已有巫祝神汉趁机活动，兜售“符水”、“神灰”，骗财误人。而府城几家较大的医馆药铺，则大门紧闭，唯恐避之不及。
情况比预想的更糟。官方敷衍塞责，民间愚昧恐慌，疫情已在暗处滋生，随时可能爆发。
“不能指望官府了。”林越对李墨和张顺道，“我们必须自己找突破口。防疫所暂时建不成，但我们可以从‘人’入手，先取得一些人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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