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何逸夫等人会做一些简单的菜，4人有惊无险的做好了饭。
………
接下来的几天，苏罗的生活变得很规律。黎明初破，苏罗便在自家院子晨练，一套拳法打得如行云流水。
除了拳法，苏罗还会围着村子跑步锻炼。
有时在田坎；有时，她会在山路上疾驰，与清风为伴；甚至有时，她还会跑到后山树林里负重训练。
1981年1月1日。
冬日的晨曦还未来得及完全驱散夜色，生产队的大喇叭便在清晨不到5点时响了起来。
大队长大喊：“社员们，该出工啦！”
喇叭响起，村民们便三五成群地从各自的家中走出，汇聚成一股股人流，向着田间地头进发。
7点30分。
按照惯例，是大家稍作休息的时间。这时，一个穿着一身蓝色运动套装的身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那是谁啊？一大早怎么在路上跑？”
“有点像是苏罗。”
“哎呦，这个苏罗今天又来跑步了。”眼尖的赵大嘴也看到了她。
村里人看到苏罗在小路上跑步，投去不解的目光。现在物质匮乏、生活节奏缓慢，跑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儿。
村里一个婶子忍不住站在田边大喊：“苏罗啊，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苏罗回：“锻炼身体呢。”
？ ？
下工，生产队队长宋仁明召集村民们开会评分。
有人提议，大多数附和，一个人的日工分就这么定下来了。要是威望不高，干活又不够老实，那工分就比别人少一些。
壮劳力一天能拿9—10工分，身体差点儿的就只有8—9分；女同志6—8分，半劳力（老人、半大孩子）5分。
80年代初，农村还没实行分田到户，生产队里集体劳动。工分几乎是每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
一个劳动力每天干了几响活儿，挣了多少工分，记工员记在工簿上。每月公布，年底算账。
年底如果一家全体劳动力一年的工分没达到生产队的推平线，那就是缺粮户。
超过了就是有余粮户，余粮户的工分多了，能折换成现钱，而缺粮户就得掏钱给队里，抵扣不足的工分。
王二狗因为缺心眼，尽管他每天累死累活地抡着锄头刨地，可每次评工分都只给他8分。把他给气的，直在那儿嘟囔：
“我咋就比不上个娘儿们呢？”
“哈哈！”
“我说王二狗呀，是不是就属你最爱聊天啦？”一个婶子大声笑着说道。
王二狗憨笑：“婶子你这话说得，咱这干活儿的时候谁还不唠几句嗑呢？要不然多闷得慌呐！”
“再说了，大家一起聊聊天，也能让这活儿干起来更有意思不是？”
“好了，大家静一静。”
“下面我们开始宣读去年每家每户的分红。”
大会在村头的黄葛树下进行，大队长宋仁明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
分红算账，是把生产队的总收除以所有人的总工分，然后还得再除以10，（因为以10分为单位）
比如说，生产队的年收入要是1万块，总工分5千分，那一个工分就值两毛。但如果大家都拼命干，总工分涨到1万，一工分就只能值1毛了。
今年黄葛大队的一工分啊，是1毛2分钱。
而粮食分配，得先给国家上缴公粮(免费的)，剩下的粮按照“人口粮”和“工分粮”来分。通常都是七三开或者八二开，就是70%按人头分，剩下的30%就按工分来分。
村民听到自家分红多少的反应，心里五味杂陈。
“哎呀！”
“你看人家老李家！”
“今年可是发了大财了！有230 块钱呢。”
“他们家劳动力多，干活又卖力，这钱可是实至名归啊！”
老李家的媳妇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这都是我们家老李和孩子的劳动成果，明年咱们还得再加把劲！”
！ ！ ！
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老李家那样笑容满面。
人群中，黄建国紧握着拳头，听着自己一家老小5口人的分红103 块钱。
虽然这个数字并不算高，但对于王建国家来说，已经算是心满意足了。他转头对身边的妻子说：
“去年咱们家能分到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今年我再多努力赚工分，争取让咱们家的日子更好些。”
王建国妻子点头：
“好，今年我们都多努努力，争取扩建两间房子。”
…………
人群中还有另一些家庭，表情却显得格外沉重。
刘大爷家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家里劳动力少，刘大爷和老伴年迈体弱，只有一个儿子，儿媳妇跑了留下一个孙子。他们没有分红，是缺粮户。
刘大爷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心里盘算着一家老小的口粮问题。
“这可怎么办啊？”
“我们哪里有钱啊！”
“还欠生产队的钱呢，今年吃什么啊。”刘大爷低声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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