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健和他的侦察队，在超过预估的二十五天后，才如同从地狱边缘爬回的幽灵，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方舟最外围的隐蔽接应点。出去时十二人，回来时，只剩下九人，人人带伤，形容枯槁，那辆魔改的全地形车彻底报废，被遗弃在途中，几匹骡马也只剩下一匹瘸腿的。但他们带回了两样东西：用生命换来的、沿途记录和绘制的详细情报资料，以及那个至关重要的、虽然奄奄一息但总算还活着的俘虏。
牺牲的三名队员，被永远留在了西南的荒山与辐射尘埃之中。没有盛大的葬礼，只有小队成员和少数核心人员参加的、简短而肃穆的默哀仪式。他们的名字，被郑重地添上了纪念碑。
俘虏被秘密送入技术研究院地下新建的、完全隔离的、配备了基本医疗和监控设施的“特别审查室”。在经历了数日的紧急救治和恢复后，由吴远和李爱国亲自负责，开始了谨慎而专业的审讯。
俘虏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自称姓杨，面容被南方的风沙和辐射刻下深深的痕迹，眼神起初充满了敌意、恐惧和一丝茫然。吴远没有用刑，也没有威吓，只是提供了相对干净的食物、饮水和药物，并允许李爱国在检查其伤势时，展示出专业的医疗手段。渐渐地，在确认自己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后，在吴远看似闲聊、实则暗藏机锋的引导下，在提及“地火蔓延”、“酸雨”、“寻找新家”等关键词时，俘虏的心理防线出现了松动。
几天后，在一种复杂的、混合了绝望、对同袍的担忧以及对“北方强大势力”（指方舟）莫测态度的畏惧情绪驱动下，杨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
他来自南方，一个被称为“新家园联合体”的大型幸存者组织。据他描述，联合体并非单一聚落，而是由数十个大小不等的避难所、城镇、家族在灾后艰难岁月中逐渐联合而成，总人口“多到数不清”，估计超过万人，甚至更多。他们原先生活在南方一片相对富饶的河谷与丘陵地带，依靠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破损灌溉系统和相对肥沃的土地，挣扎求生。
“但这两年……不行了。”杨的声音干涩，眼中残留着深深的恐惧，“地……不知道怎么了，好些地方自己就烧起来，从石头缝里、从地底下冒火，黑烟滚滚，带着毒，浇不灭。天上下雨，不是水，是能把骨头都腐蚀烂的‘酸雨’！庄稼大片大片地死，水也变得又苦又涩，喝了就肚子疼，身上长烂疮……”
“地火蔓延”、“酸雨”——这与之前西南商队和侦察队描述的“地光地声”、“辐射污染”、“水质变异”完全吻合，只是程度和表现形式略有不同。看来，西南方向的“异常”并非孤立的“地狱口”，而是一种区域性、持续性的环境恶化。
“活不下去了……真的活不下去了。”杨喃喃道，“地里种不出东西，水不能喝，牲口成群地死，人也一样。长老会和护卫军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走。离开那里，向北，找新的能活人的地方。”
“联合体”的最高决策机构是“长老会”，由各个主要聚居点的代表和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武装力量称为“护卫军”，统一指挥，装备虽然混杂（有旧时代的火器，有自制的刀矛弓弩，也有少量修复的车辆），但训练和纪律性不错，这也是他们能维持如此庞大队伍秩序并长途跋涉的关键。标志是左臂佩戴的红色三角巾。
“我们不是土匪！”杨似乎急于辩解，“护卫军有严令，不得无故劫掠沿途遇到的幸存者，除非他们主动攻击。我们只是想找块能种地、能喝水的地方安家！长老会说了，如果遇到已经有主的、能好好商量的人，可以谈，可以用东西换，甚至可以……一起住。但要是有人不让，要打……我们也不怕。”
他的话，部分印证了侦察队观察到的现象——他们绘制地图、采集样本，像是系统性的侦察评估；没有主动攻击荒废聚落，纪律严明。这是一支为生存而迁徙、带有明确领土开拓目的、但并非纯粹掠夺性的庞大实体。其威胁性质，与“公司”那种技术碾压式的神秘威胁，或是水鬼那种纯粹的匪帮截然不同，但正因其庞大体量、组织性和生存压力，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可能更加巨大和难以预测。
“你们的技术……那些会跑的车，那些蒙住的大家伙，是从哪来的？”李爱国看似随意地问。
“车……有些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修修补补还能用。有些是从废墟里淘换零件，我们自己人学着装的。”杨回答，“那些‘大家伙’……”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权衡，“是……是护卫军在清理一片旧时代工厂废墟时，在地底下发现的。当时是……冻在冰里，还是什么东西里，好像睡着了。带回去后，花了好大功夫才弄醒，很凶，但……听一些特定人的话。它们力气大，能拖很重的东西，也不怎么怕辐射和毒气……就是吃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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