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五皇孙朱由检因百日抓周的“惊人”表现，而在紫禁城后宫之中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妖孽”疑云，引得皇后亲自出面斡旋之际，这大明朝的前朝，也同样是暗流涌动，风波迭起。
时值万历三十九年，岁在辛亥。这一年，恰逢六年一度的京察之年。
京察，乃是考核在京各衙门官员政绩、品行的大计，其结果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罢黜乃至身家性命，历来是朝野关注的焦点，也是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
而此时的大明朝堂，党争之风已然愈演愈烈。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人，在朝野之间声望日隆。他们标榜清议，品评人物，对朝政多有指责议论，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尤其是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品行不端”、“尸位素餐”的官员，更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
这其中，便连那些素来以“直言敢谏”、“纠劾百官”为己任的科道言官，也未能幸免。东林党人认为，部分言官沽名钓誉，挟私报复，并未真正尽到监察之责，反而使得朝纲不振，吏治败坏。
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
言官们是什么脾气？他们自诩为“天子耳目”，代天巡狩，向来只有他们监督别人、弹劾别人的份儿，几曾受过这等“鸟气”？如今东林党人竟然敢将矛头指向他们，这简直是婶可忍，叔不可忍！
于是，在此次辛亥京察开始之前，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反击，便已在暗中悄然酝酿。
南北两京的言官们，早已对东林党人这种“越俎代庖”、“干涉言路”的行为心怀不满。他们纷纷联合起来，磨刀霍霍，准备借着京察的机会，给那些“好为人师”的东林党人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便是东林党中名望较高、影响较大的几位核心人物，如曾任漕运总督的李三才、户部郎中王元翰等人。甚至连当时已经罢官归乡、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也未能幸免，依旧被他们翻出旧账，罗织罪名，大加挞伐。
而这时，宣党党魁汤宾尹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年）主持会试时，并因“搜卷荐举其门生韩敬为状元”而被指舞弊，也在这次京察中受到了波及。此人最终被吏部尚书孙丕扬在京察中列为“浮躁”或“不谨”，褫夺官职，罢归田里。
于是宣党联合一些平日里便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合，或是私下里有过节的官员，纷纷跳出来，与那些言官们相互倚仗，借着“清查吏治”的名义，极力排斥和打击东林党人。其中，御史顾天峻等人最为活跃。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和人脉，煽风点点火，罗织罪名，试图将东林党人彻底赶出朝堂。
而此次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这次京察中，本就力图秉公办事，整顿吏治。罢黜了一些确实存在问题的官员，所以完全不管汤宾尹身为宣党党魁，直接罢黜。此举自然也引来了这些党派的不满和反扑。他们将孙丕扬以及与其政见相近、关系密切的官员，如吏部侍郎萧云举、都给事中徐申等人，打上了“秦党”的标签（因孙丕扬是陕西人，故有此称），大肆攻击。
一时间，朝堂之上，攻讦之声四起，“伪楚党”、“伪齐党”、“伪浙党”、“秦党”……各种名目的党派帽子满天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眼花缭乱。
更有甚者，有人竟伪造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亦有史料称汪继芳）的书信，寄给汤宾尹的门生王绍徽和汤宾尹的好友郑国缙。信中言辞恶毒，声称要联手除掉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乔应甲等朝中重臣。
孙丕扬为人正直，对此等栽赃陷害的伎俩，倒也没太放在心上。但此事却被另一位御史金明时给捅了出来。这金明时平日里为官并不称职，担心在京察中被罢黜，便想先下手为强。他上疏竭力攻击汤宾尹，并顺带诋毁了与汤宾尹过从甚密的御史史记事、徐缙芳等人，说他们是汤宾尹的心腹党羽，狼狈为奸。他还将那封伪造的书信之事，也一并揭发了出来。
等到徐缙芳、史记事等人上疏为自己申辩时，金明时更是得理不饶人，再次上疏弹劾他们，言辞更加激烈。
而另一边，接到伪造书信的郑国缙，则怀疑这封信是出自徐缙芳以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等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官员之手，便将这五人斥之为“五鬼”，大加攻讦。
等到三月春深，这京察的风波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各方势力你来我往，互相攻讦，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内阁，也飞向那深居九重的启祥宫。
整个大明朝堂，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角斗场，充满了猜忌、攻伐、阴谋与阳谋。所谓的“澄清吏治”，早已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而那些真正忧国忧民、试图做些实事的官员，却往往在这些无休无止的内耗之中，被消磨了心志，甚至断送了前程。
万历皇帝虽然依旧高坐云端，冷眼旁观，但朝堂之上的这股汹涌暗流，却也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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