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秋夜来得早。
酉时刚过，天光便已收敛殆尽，皇城重重殿宇的轮廓在暮色中化为深灰色的剪影。垂拱殿内，牛油烛的火光在铜雀灯台上跳跃，将御案后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柴荣搁下朱笔，揉了揉左臂。
箭伤愈合已近半年，平日里几无感觉，偏逢这连日阴雨，骨缝里便像钻进细针，时不时刺一下。太医署呈过几回膏药，说是祛湿通络，贴了能缓解些，但那药味重，他怕议事时熏着臣工，只肯夜里用。
“官家，王枢密已在殿外候了小半个时辰。”老宦官张德钧躬身禀报，声音压得低，怕惊扰了什么。
“传。”
柴荣说着，伸手去够案角那叠刚从登州来的密报。纸是登州特有的海纸，略糙，泛着淡淡腥气——那是海风与盐渍浸透的痕迹。信是赵匡胤亲笔，字迹比半年前沉稳许多，撇捺间少了武人的张扬，多了几分统兵者的克制。
殿门开阖，带进一股湿冷的夜风。
王溥趋步入内，紫袍下摆沾了些许雨渍。他面色比前几日更显清癯，眼窝深陷，但目光依旧锐利如刀。
“臣，参见官家。”
“免礼。赐座。”柴荣抬眼看他，指了指案前锦墩，“河南府的事，了了？”
“昨日已结案。”王溥坐下，腰背挺得笔直，“张俊流放岭南，慈云寺田产充公，涉案佃户三十七人，按《显德律》‘胁从者减三等’，各罚役三个月，准以钱粮抵。孙老栓所得五亩地，地契已由县衙当面交予，另拨抚恤粮三石。”
话说得干净利落，每个字都像在青石板上敲过。
柴荣点点头，目光落回密报上：“办得好。但朕听说，这几日朝中不太平？”
王溥沉默片刻。
殿内只闻烛芯爆开的噼啪声。
“户部李侍郎，昨日在政事堂议漕运事时，说了句‘苛政猛于虎，民不堪命则生变’。”王溥语气平静，像在说旁人的事，“虽未明指，但在场诸公皆知所指为何。范相打了个圆场，说‘新政方行，宜宽猛相济’，便岔开话头了。”
“李昉……”柴荣念着这个名字，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案面。
这是张俊的族兄，亦是河北数家大族的代言人。明面上从不直接反对新政，但总在细节处设绊——漕粮调度慢三分，清丈文书卡一卡，拨给河南府的办案银两，总要拖到最后一刻。
“不止李侍郎。”王溥继续道，“刑部有人私下议论，说张齐贤、王佑在河南府‘用刑过峻’，逼供李福时动了夹棍。这话已传到御史台，怕不日会有弹章。”
“动了么？”
“动了。”王溥坦然，“李福熬了三日不招，张齐贤请示过臣。臣准的。”
柴荣看着这位心腹重臣。
王溥脸上没有任何动摇，仿佛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就是他的风格——事情要做，代价要付，责任要担。不推诿，不矫饰，甚至不屑于为自己辩解。
“你做得对。”柴荣缓缓道，“慈云寺的账册若晚一天拿到，那些佃户散了，此案便是无头公案。非常之时，当用非常手段。”
这话说出口，他自己心里也沉了一下。
现代人的灵魂在某个角落微微刺痛。但他更清楚，这是显德二年的深秋，是五代乱世余烬未熄的时代。在这里，程序正义是奢侈，快刀斩乱麻才是生存之道。更何况，那账册上明明白白写着“七月十五，事了，各散”——若真等到八月十五期限，证据早化为灰烬。
“臣谢官家体谅。”王溥躬身，但随即抬起眼，“然则此次虽胜，后患已显。张俊不过一县豪强，竟能串联寺庙、收买佃户、伪造文书，背后若无高人指点、无网络勾连，断难至此。”
“你说的是‘王三’？”
“是。”王溥从袖中取出一页纸，呈上，“臣令张齐贤细审张俊，他供出开封城西有位‘王三爷’，专做这等牵线搭桥的营生。各地豪强欲逃税避役、疏通关节，多经他手。此人行踪诡秘，张俊也只见过两面，真名、住处一概不知。”
柴荣接过纸页。
上面是张齐贤录的口供，字迹工整，细节却模糊——中等身材，微胖，汴河口音，常戴一顶青布巾。这等描述，在开封百万人口中，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此人必有账册。”王溥声音压得更低，“做这等买卖，每一笔银钱往来、每一层关系打点，必留凭证。这账册，便是连系朝野、勾连网络的命脉。”
柴荣明白他的意思。
找到“王三”，拿到暗账，便能顺藤摸瓜，将隐藏在水面下的反抗网络连根拔起。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动手，便是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全面开战。
“八月十五……”柴荣喃喃道。
那是他给新政清丈划下的最终期限。如今只剩不到二十日。期限一到，未完成清丈的州县官员要问责，隐瞒田产的豪强要重罚。可以想见，这最后二十日，那些人不惜代价反扑。
“登州如何？”王溥忽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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