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说说你知道的。”郭荣不急，“比如，那些货最终送到哪里？接货的人有什么特征？运货的路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陈四闭上眼，回忆了片刻：“往云州契丹的货，都是在真定城外三十里的老君庙交割。接货的是契丹人，但会说汉话，口音像是幽州一带的。往河北其他地方的货，有时在沧州河口，有时在深州茶棚。接货的人都不固定，但每次都会出示一个信物。”
“什么信物？”
“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山形图案。”陈四道，“刘老七说过，见牌如见人，凭牌交货。”
铜牌。郭荣眼神一凝。和北苑发现的那块一样。
“还有，”陈四补充，“刘老七醉酒时提过一句，说‘山阴先生’在晋阳有人，还是个官面上的人物。所以咱们的货在晋阳地界从来畅通无阻。”
晋阳的官面人物。郭荣想起赵匡胤。如果“山阴客”在晋阳真有内应，赵匡胤知道吗？还是说……他知道，但没动？
这个念头让郭荣后背发凉。如果连赵匡胤都动不了，或者不想动的人，那得是什么身份？
“这些话，”郭荣盯着陈四，“你对朝廷派来的人，一个字都不能说。”
“那要是他们问起……”
“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暗账是刘老七记的，你只是个抄写的。刘老七死了，死无对证。”郭荣转身，“记住，你的命在你家人手里。他们活，你活；他们有事，你第一个死。”
他走出地牢，孙胜跟上来：“将军，陈四的话可信吗？”
“半真半假。”郭荣道，“但他提到晋阳有内应，这点应该不假。刘老七没理由编这个。”
“那咱们……”
“把陈四的口供整理一份，隐去晋阳那段，报给杜御史。”郭荣边走边说，“至于晋阳的事……给赵匡胤写封信，提一句就好。就说查案时发现些线索，可能指向晋阳，请赵将军留意。”
这是把烫手山芋扔出去。孙胜会意：“那陈四的家人……”
“看紧了。既不能让他们出事，也不能让他们乱跑。”郭荣停下脚步，“等这阵风头过了，再处理。”
处理。孙胜明白这个词的意思。陈四现在还有用，等没用了，就该“处理”了。乱世里，知道太多秘密的人，往往活不长。
潞州城，“广济药行”后院。
五十袋硫磺已经入库，堆在仓房最里侧，用布匹盖着。掌柜周福——一个五十来岁、精瘦干练的老商贾——正在向刘秉忠汇报。
“老爷，这批硫磺成色上等，杂质少。按朝廷采购价，一斤五十五文，五千斤就是二百七十五贯。咱们进价二百二十五贯，毛利五十贯。扣除打点关卡、运输、人工，净利约三十五贯。”
刘秉忠点头：“账目做好了？”
“做好了。”周福递过账本，“采购价记的是五十五文一斤，从‘王记渔货’进货。运输费、损耗、人工，都按实际支出的两倍记。这样账面利薄，但实际该拿的都拿了。”
这是做账的学问：虚增成本，实隐利润。朝廷来查，看到的是微利甚至无利，自然不会有疑心。实际利润，早通过其他渠道进了刘家的私库。
“州衙那边打点好了？”刘秉忠问。
“李节度使那边送了二十贯，户曹、仓曹的主事各五贯，具体经办的书吏一人一贯。都说是‘辛苦钱’，没人敢不收。”周福压低声音，“不过冯平那边……也送了五贯，他没收。”
“没收？”刘秉忠皱眉，“他说什么了？”
“他说，冯家如今处境艰难，不敢再收不明不白的钱。还说……祝刘老爷生意兴隆。”
这话听着客气，实则疏远。刘秉忠冷笑，冯平这是学乖了，想彻底洗白。也好，少个人分钱。
“下次采购什么时候？”
“十日后，‘王记渔货’说还能弄到三千斤桐油。桐油市价四十文一斤，他们报价三十五文。若按朝廷采购价四十五文算，三千斤又是三十贯的利。”
刘秉忠算着账。硫磺、桐油、生铁、硝石……这些军需物资，朝廷需求大，市价与走私价差也大。只要这条线不断，一年下来，净利不下五百贯——比种两千亩地收租还多。
“做。”他拍板，“但小心些。每次进货量不要太大，分批走。运输路线也要时常换，别让人摸清规律。”
“老爷放心。”周福道，“‘王记渔货’那边也说了，他们做这行十几年，从没出过事。真定郭荣查得再严，也有打点不到的死角。况且……”他顿了顿，“他们上头有人。”
上头有人。刘秉忠想起马管事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能在河北做这么大走私生意，背后没点势力是不可能的。但他不想问，知道得越少越好。
生意就是生意，知道货从哪儿来、钱怎么赚就够了。至于货是谁的、钱最后进了谁的口袋，那不是他该关心的事。
汴梁皇城，文德殿的朝会刚散。
柴荣回到暖阁，脱了朝服，换上常服。刚才朝会上，王朴和范质又为“均输法”的试点范围吵了一架——王朴要全面铺开，范质主张循序渐进。最后柴荣拍板，先在潞州、真定两地试行三月，见效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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