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参军辛苦，”刘秉忠拱手，“我刘家的田亩，都在这儿了。绝对如实，一丝不差。”
卢文翰示意他坐，翻开刘家的册子。刘家田产一千七百亩，清丈后多出二百二十亩。按律，也要罚没一半。
“刘公，”卢文翰指着册子上一处，“这里，西坡的旱地，旧册记八十亩，新丈一百一十亩。差得有点多。”
“这个……”刘秉忠搓着手，“许是早年丈量时疏忽了。卢参军，您看，我刘家一向奉公守法，这次能不能……通融一二？”
“如何通融？”
“罚没的田，我认。”刘秉忠压低声音，“但剩下的田，租契能不能……稍微灵活些？三成租子，实在是……养不活那么一大家子人啊。”
卢文翰看着他。这就是地方豪强的算计:大头的罚认了，但要在执行细则上讨价还价。租子三成是死规定，但他们可以“灵活”在收租时间、折算方式、附加劳役上做文章。
“租契是朝廷定的，一字不能改。”卢文翰合上册子，“不过，刘公若真有困难，可以写个呈文，我代转李节度使。至于准不准，就看上头的了。”
这是官场标准的推诿话术。刘秉忠听懂了，笑容淡了些:“那就……有劳卢参军了。”
他走后，老胥吏凑过来，低声道:“参军，刘家这是想探口风呢。他家在州衙里有关系，听说已经找过司法参军了。”
“找谁都一样，”卢文翰淡淡道，“新政的文书要送汴梁，要入三司的库。谁在这上面动手脚，谁就是下一个冯昌。”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院子里，几个胥吏正把一箱箱造好的册子搬上牛车。这些册子要一式三份，一份留州，一份送晋阳，一份送汴梁。从此以后，潞州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朝廷的账簿上有名有姓。
风吹进来，带着初夏的暖意。卢文翰忽然想起父亲前日信里的话:“文翰，潞州变了。从前是李节度使说了算，现在是朝廷的账簿说了算。”
是啊，变了。而他要做的，就是确保这账簿，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汴梁政事堂的东厢房里，王朴正在看郭荣的奏章。
奏章写得恭顺，条理清晰，将查获私运、处斩人犯、请求整顿的事说得明明白白。但王朴看得不是字面，是字里行间的意味。
“郭荣这是在交投名状，”他对坐在对面的范质说，“但没全交。”
范质接过奏章，快速浏览:“他提到了‘山阴客’，但没提供具体线索。他请求朝廷派员整顿，但没说派谁、怎么整。这是把球踢回来了。”
“聪明人的做法，”王朴端起茶盏，“他砍了‘山阴客’一条胳膊，向朝廷表了忠心。但剩下的，他要看朝廷的态度——看朝廷是真要整顿，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你打算怎么做？”
“派员，”王朴放下茶盏，“派两个御史去真定，一个明，一个暗。明的协助郭荣设市舶司、行特许制。暗的……查郭荣自己。”
范质皱眉:“这会逼反他。”
“不会，”王朴摇头，“郭荣若真想反，就不会杀吴老六，不会上这道奏章。他现在最怕的，是朝廷不信任他。我们派人去，反而是给他吃定心丸——说明朝廷接受了他的投名状。”
他走到案前，提笔写调令。一边写一边说:“潞州的田亩清丈文书快到了，等到了，你在朝议上提‘均输法’试点——将河北、河东的赋税，部分折钱征收，由朝廷统一采购物资，调节丰歉。这是下一步。”
“这会触动更多人的利益。”
“所以要先在潞州、真定试点，”王朴笔下不停，“潞州李筠刚立了威，真定郭荣刚清了洗，这两个地方，阻力最小。”
范质沉默片刻，问:“陛下那里……”
“陛下已经准了，”王朴写完，用印，“陛下说，新政如治病，要一剂一剂下，不能停。停了，病就会反复。”
窗外有脚步声。一个小吏送进一份密报，是皇城司从河北来的。王朴拆开看，眉头渐渐皱起。
“怎么了？”
“沧州出事了，”王朴把密报递给范质，“王记渔货的掌柜王老五，昨夜在家里上吊自尽。留下遗书，说愧对朝廷，以死谢罪。”
范质快速看完:“这是灭口。”
“对，”王朴冷笑，“‘山阴客’在清理门户。王老五一死，沧州那条线就断了。郭荣在真定抓的人、查的货，到王老五这儿就到头了。”
“那我们……”
“我们得动一动深州那条线，”王朴走到悬挂的舆图前，手指点在深州鼓城县，“‘赵家茶棚’——张琼之前报过，这是‘山阴客’的第三个据点。让皇城司的人去动它，动静大些，把水搅浑。”
“逼‘山阴客’现身？”
“逼他们动，”王朴眼中闪过锐光，“他们不动，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人、想干什么。动了，就会露出破绽。”
暮色降临，政事堂点起了灯。王朴和范质在灯下继续商议，一道道命令被写成文书，盖上大印，送往各处。
窗外，汴梁城华灯初上，夜市开张，人流如织。百姓们不知道，这座都城的几个房间里，一些人正在决定千里之外许多人的命运。
而那些决定，将像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最终波及到每一个人——无论是真定的商人、潞州的田主，还是沧州的渔户，或者深州茶棚里那个默默倒茶的伙计。
乱世正在被重塑，而重塑的过程，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它需要血，需要铁，需要精密的算计和冷酷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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