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沈家老宅，晚上七点三十分。
黑色轿车在梧桐树掩映的弄堂口停下。沈清辞推开车门，踏上潮湿的上海秋夜街道。空气里有桂花香和远处黄浦江的水汽，还有……一种熟悉的、她以为早已遗忘的气味：老宅青砖墙的苔藓味，厨房飘出的本帮菜油香，以及某种更深层的、属于记忆底层的“家”的气息。
她穿着紧急准备的旗袍——深紫色，绣着银线暗纹，剪裁合体但不过分贴身。头发挽成简单的发髻，插着一支白玉簪子。脸上化了淡妆，掩盖了旅途的疲惫和苏黎世湖水的寒意。她看起来像个得体的、归家参加父亲寿宴的女儿，而不是个刚经历过追杀、肩负着阻止意识谋杀使命的科学家。
穆勒警官站在她身边，穿着便装，但腰间的枪套轮廓隐约可见。国际刑警组织在沈泽死后迅速行动，通过外交渠道获得了在中国的有限调查权。汉斯局长留在瑞士处理后续，穆勒陪同沈清辞来上海——名义上是“保护证人”，实际上是为了收集沈氏集团犯罪的证据。
“记住，”穆勒低声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人员安全，其次是收集证据。如果遇到危险，先撤离，不要硬拼。”
沈清辞点头，但她的眼睛盯着弄堂深处那扇朱红色的大门。门楣上挂着灯笼，映出“沈宅”两个金色大字。门半开着，能听到里面传出的音乐声、谈笑声、瓷器碰撞声。
三十年。
她最后一次从这里离开时，也是这样一个秋夜。那时她二十八岁，刚拿到剑桥的博士学位，决定跟陆枭去瑞士。父亲沈建国在大厅里砸了茶杯，说如果她跟那个“疯子科学家”走，就永远不要回来。
她没有回头。
现在她回来了。五十八岁，头发花白，眼角有皱纹，带着满身的创伤和秘密。
“准备好了吗？”穆勒问。
沈清辞深吸一口气：“走吧。”
他们走向朱红大门。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色西装的保镖，身材魁梧，眼神警惕。看到沈清辞，两人明显愣了一下——他们认出了这位沈家三十年未曾露面的大小姐。
“大小姐？”其中一个试探性地问。
“沈清辞。”她平静地说，“来参加父亲的寿宴。”
保镖对视一眼，其中一个拿起对讲机低声说了几句。几秒钟后，对讲机里传来指示：“请大小姐进来。”
门完全打开。
沈清辞走进去，瞬间被声浪和光线淹没。
沈家老宅是典型的海派石库门建筑改造的深宅大院，前后三进，带东西厢房和一个小花园。此刻，整个宅子灯火通明，庭院里搭起了雨棚，摆放着几十张圆桌。宾客们或坐或站，目测至少有二百人——商界精英、政界人士、文化艺术名流，甚至有几个沈清辞在电视上见过的外国面孔。
空气中弥漫着食物香气和高级香水的混合味道。弦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轻柔的爵士乐，但几乎被谈话声淹没。
沈清辞的出现引起了小范围的注意。几个年纪较大的宾客认出了她，窃窃私语声像涟漪般扩散。
“那是……沈家大小姐？”
“不是三十年前就跟家里断绝关系了吗？”
“听说跟一个外国科学家跑了……”
“这时候回来，有意思……”
穆勒靠近她：“很多人看你。要保持自然。”
“我知道。”沈清辞调整表情，努力做出得体的微笑。她穿过庭院，走向主屋。
主屋大厅更是奢华。红木家具，古董字画，水晶吊灯把一切照得亮如白昼。大厅中央摆着一张大圆桌，桌边坐着沈家的核心成员和一些特别重要的宾客。
沈清辞看到了弟弟沈泽——不，沈泽已经死了。那是沈泽的妻子王美玲，穿着昂贵的旗袍，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显然刚哭过。她身边坐着沈泽的儿子沈昊，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表情阴郁。
她还看到了沈家的其他亲戚：叔叔沈建华，姑姑沈建萍，还有一堆她不认识的晚辈。
然后她看到了主位上的那个人。
沈建国。
她的父亲。
八十岁的沈建国穿着深红色唐装，头发全白但梳得整齐，脸上有老人斑，但腰板挺得笔直。他正在和一个外国宾客交谈，笑容温和，偶尔点头，看起来完全是个正常的、健谈的老人。
但沈清辞看到了细节：他的手在轻微颤抖，谈话时偶尔会停顿，像是忘了要说什么，眼神有时会短暂失焦。
阿尔茨海默症早期。李明达说的是真的。
似乎是感觉到了她的注视，沈建国突然转过头，看向门口。
父女目光相遇。
时间仿佛凝固了。大厅里的声音、光线、人群，一切都在瞬间褪去，只剩下这对三十年未见的父女，隔着二十米的距离对视。
沈建国的表情变了。从社交性的微笑，变成困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某种复杂的、难以解读的情绪。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沈清辞感到喉咙发紧。她强迫自己往前走，一步一步，穿过大厅，走向主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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