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安庆的天比往常亮得早。
长江边的雾气还没散尽，就被一阵清脆的铜锣声敲开了一道缝——是警备区的通信员，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担子两头挂着红纸写的告示，上面的大字，是郭万夫书记和市政府的所有人一起亲手写的：“今日下午三时，大操场收听北京广播，见证新中国成立！”
余念新出门时，街上已经有了动静。东门外的早点摊前围了不少人，挑着菜筐的老农跟卖包子的小贩打听北京的消息；码头边，赵海生从上海回来刚下船，带着几个扛着设备零件的工人，正跟船工们说广播的事。
就连以前总关着门的“恒昌祥”布庄，沈敬山也亲自开了门板，把一张崭新的红纸贴在门框上，写着“恭贺新中国成立”。
他快步走向市府那栋旧洋楼——这是前清时英国领事馆的房子，青砖墙上还留着抗战时的弹孔，现在成了安庆地委和市政府的办公地。楼前的空地上，已经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台子，铺着洗得发白的红布，旁边堆着几摞文件，是今天公私合营试点的签约材料。
张伟群市长早就到了，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灰色干部服，手里捏着份油印的名单，正跟工会的老胡交代事情。
看到余念新，他迎上来，把名单递过去：“你看看，昨天确认的十八家试点商户，都在上面了。布庄、粮行、铁器铺，还有沈敬山的茶叶行，都报了名。”
余念新接过名单，快速扫了一遍，上面的名字都很熟悉。过去一个月，他几乎跑遍了安庆城里的大小商号，磨破了两双鞋。
有的老板一开始躲着不见，他就蹲在铺子门口等，跟伙计们聊生产、聊日子；有的老板担心政策变，他就把合作处的章程一条一条念给他们听，带着他们去看正在修复的纺织厂；还有的老板缺启动资金，他就协调银行，用政府的信誉做担保，帮他们贷了款。
“这些商户里，有三家是以前跟国民党有过生意往来的，要不要再筛一筛？”张伟群低声问。
“不用。”余念新摇头，“中央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他们以前跟国民党做生意，是为了活命；现在愿意跟着新政府搞合营，就是支持建设。只要他们按章程办事，按时出资金、出技术，我们就欢迎。”
正说着，沈敬山带着几个商人走了过来。他今天穿了件新做的蓝布长衫，手里提着个布包，里面装着茶叶行的账本。
“余委员，张市长，我们来早了点。”他脸上带着笑，比上次开会时放松了不少，“我把茶叶行的库存清单和外贸渠道的联系方式都带来了，下午跟北京的广播一起，算是给新中国的两份礼。”
余念新接过布包，拍了拍他的肩膀：“沈老板有心了。安庆的工业要起步，离不开你们这些老商户的支持。”
说话间，商户们陆续到齐了。开布庄的王老板带着账房先生，手里抱着厚厚的账本；铁器铺的李师傅扛着一把新打出来的锄头，说要送给合作处的机械厂当样品。
搞运输的周经理则带来了五艘货船的检修报告，保证下个月能顺利运送设备。大家聚在楼前的空地上，有说有笑，不像上次开会时那样拘谨——毕竟，合作处的章程写得明明白白，风险政府担，收益一起分，这样的好事，没人愿意错过。
八点半，签约仪式正式开始。张伟群先讲话，内容很实在，没说什么大道理，只讲了三件事：安庆要建工厂，需要商户们的技术和经验；公私合营不是政府接管，是抱团发展；所有资金和账目都公开透明，由政府、工会和商户代表共同监督。
台下的商户们听得很认真，有人拿出烟袋锅，却忘了点火；有人掏出纸笔，把关键的话记下来。等张伟群说到“今天北京要成立新中国，我们安庆的合营试点，就是给新中国的贺礼”时，台下响起了掌声，连旁边看热闹的市民都跟着拍起了手。
接下来该余念新上台了。他没准备讲话稿，只拿着一份《公私合营试点章程》，站在台子中央，声音洪亮：“我不讲虚的，就跟大家说三个实在事。
第一，合营后的企业，政府出政策、出场地、担风险；你们出资金、出技术、管经营。比如沈老板的茶叶行，将来出口的关税，政府帮着协调减免；李师傅的铁器铺，机械厂的订单优先给你们。”
台下的李师傅眼睛一亮，放下了手里的锄头，往前凑了凑。
“第二，账目公开。每个月的营收、支出，都会贴在合营处的门口，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查。
要是发现有贪污、挪用的情况，直接报警备区，从严处理。”余念新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新政府不搞国民党那套暗箱操作，钱怎么来的，怎么花的，都得摆在明面上。”
“第三，收益分配。除去扩大生产的资金和工人的工资，剩下的利润，政府拿三成，用于公共建设；你们拿七成，按入股比例分红。要是第一年盈利，每个人都能多拿一个月的分红，算是政府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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