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夫指尖敲着桌面,沉思了片刻:“你的意思是,要跟他们合作?”
“不是合作,是官督商办。”余念新把账册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勾勒起来,“由地委和军管会牵头,成立‘安庆工业合作处’。
资本家想参与,可以,但必须交出全部账册、库存和浮财,以此作为参股资本。合作处里,党委派驻代表,工厂的厂长、码头的负责人这些关键岗位,都由政府委派。利润可以按股分红,但决策权、管理权,必须在我们手里。”
张司令挑了挑眉:“这不就是换个说法的官商勾结?”
“不一样。”余念新摇头,“官商勾结是为了自己,而我们是为了安庆地区的工业发展,是公心。钱,我们来调配;关系,我们来指挥;工人,我们来管理。他们只是‘技术入股’和‘渠道入股’,拿分红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本事,不是求着他们。”
他放下铅笔,目光扫过全场:“简单说,就是我们搭台子,他们来唱戏,戏怎么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他们有赚钱的本事,我们有把控方向的能力,资源归国家,风险他们担,利润分他们一点——只为留住技术和渠道。”
郭万夫忽然笑了,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这主意比直接打倒强多了。既保住了资源,又没违背政策,还能让资本家安心做事,一举三得。”
张司令也点了头:“行,我看行。只要决策权在我们手里,就不怕他们搞鬼。要是有人敢耍花样,警备区的枪杆子不是吃素的。”
会议就这么定了,工业合作处的筹备工作由余念新牵头,三天内拿出具体章程。散会后,郭万夫把余念新留了下来。
“小余,你心里得清楚,我们用资本家,不是因为认可他们的做法,是因为安庆现在等不起。”郭万夫的语气很严肃,“这些人精明得很,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钻空子,你得把丑话说在前面,规矩立死。”
“我知道。”余念新点头,“章程里会写清楚,要是有人隐瞒财产、私通洋行搞投机,不仅要没收全部股份,还要按破坏生产论处。警备区的同志帮着盯着,他们不敢乱来。”
“你能想到这些,我就放心了。”郭万夫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这思路,等于给安庆的复工复产找着了钥匙。不过我好奇,你怎么知道洋行在甩卖设备?这些事,连我们都没太留意。”
余念新没提穿越的事,只是说:“在皖北时,我认识一个做过外贸的同志,他跟我说过战后洋行的情况。而且这些旧账册上也有记录,以前安庆的丝绸就是通过这些洋行卖到国外的,我只是把这些信息串起来了。”
郭万夫没追问,只是笑着说:“年轻有为,比不少老同志看得都远。好好干,安庆的将来,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余念新回到办公室,连夜起草工业合作处的章程。
他把条条框框都列得明明白白:资本入股的评估标准、利润分红的比例、管理层的职责权限、违规的处罚措施,甚至连账目的审计频率都写了进去——每周由合作处、军管会、工会三方共同审计,确保每一笔钱都用在实处。
章程拟好的第二天,余念新让人把消息放了出去。他没直接去找那些资本家,而是等着他们主动上门——这些人嗅觉比谁都灵敏,土改的风声正紧,他们肯定想找条后路。
果然,第三天上午,余念新正在修改章程的细节,办公室的门就被敲响了。警卫探头进来:“余委员,外面有几位先生,说是‘恒昌祥’的李掌柜、‘大通船行’的赵老板,还有几位做盐业和粮行的,想跟您谈谈。”
“让他们进来。”余念新把章程收好,坐在椅子上等着。他知道,真正的较量,从现在开始了。
进来的一共有五个人,都穿着长衫,脸色有些拘谨。领头的是“恒昌祥”的李松年,六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手里攥着一顶旧礼帽,这是安庆城里有名的老商人,抗战时确实捐过不少钱。
跟在他身后的是“大通船行”的赵海生,四十多岁,眼神精明,他的船行以前是安庆最大的,有十几艘货船,只是战乱时损失了大半。
“余委员,打扰您了。”李松年先开了口,语气客气,“我们听说政府要成立工业合作处,特地来问问情况。”
余念新请他们坐下,让警卫倒了水:“李掌柜、赵老板,明人不说暗话,你们来的目的,我清楚。土改正在推进,你们担心自己的产业,这很正常。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把政策跟你们讲明白,给你们吃颗定心丸。”
赵海生忍不住开口:“余委员,我们想知道,这合作处,到底是怎么个合作法?我们的产业,会不会被没收?”
“不会没收,但要入股。”余念新把章程拿出来,分给他们,“你们的店铺、船行、库存,都会由政府组织专人评估,折合成股本。
入股后,产业还是你们在经营,但关键岗位要由政府委派干部,账目公开,接受审计。利润按股本分红,只要好好干,你们的收益不会比以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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