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他抬起头，目光落在余念新身上：“余同志，我听说‘船务临时生产小组’是您牵头推动的，能不能请您详细说说具体情况？最好能提供几个代表人物，比如技术好的工人、带头修船的技师，他们的故事要生动一些，有细节、有情感，这样读者才爱看。”
余念新愣了一下，没料到会突然被点名。他沉吟片刻，才开口道：“宋同志，我们船务小组确实有不少值得写的人。
比如修船的王师傅，今年六十多岁了，解放前在船务公司干了一辈子，国民党炸桥那会儿，江上全是炮火，他冒着危险把三条民船藏在芦苇荡里，才没被炸毁。
还有造船厂的陈志宽师傅，在厂里干了三十年钳工，解放后他主动回厂，一开始没工分没粮票，还是自己带干粮来修机器，就盼着厂子能重新开起来。”
他顿了顿，语气诚恳：“可我觉得，这事没必要特意写成‘典型’。他们就是干自己活的工人，没想过当什么榜样，甚至怕被宣传——王师傅说，他修船是为了有口饭吃，不是为了上报纸。把他们的事夸大了写，反而显得不实在，也违了他们的心意。”
余念新的话一说完，会议室里一时安静下来，几个干部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
宋知远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语气平和却坚定：“余同志，我理解你的顾虑，也明白工人们的朴实。可宣传工作有宣传的意义，现在全国都在迎接新中国成立，每个地方都需要有自己的‘标杆’，让群众看到希望和方向。
这不是形式主义，是给大家树立信心——告诉所有人，只要肯干，日子就能好起来。这是方向问题，不是个人意愿的事。”
卢秘书长看出气氛有点僵，赶紧轻咳一声，打断他们的对话：“好了好了，这事不急着定。宣传科和行署这边再协调一下，余同志回头先整理点基础材料，配合一下宣传工作。都是为了建国庆祝，为了安庆的稳定，别争，咱们目标是一致的。”
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散会后，卢秘书长特意留了余念新下来，等其他干部都走光了，才压低声音说：“小余啊，你的实在劲儿我知道，不喜欢搞虚的，这是好事。
可现在不同以往了，建国就在眼前，上面盯得紧，宣传工作是政治任务，不能马虎。该说的话要说，该配合的事也要配合，别太较真，免得犯错误。”
“我明白，卢秘书长。”余念新点头，他知道卢秘书长是好意——在这个敏感时期，跟上级要求“对着干”，不是明智之举。
“明白就好。”卢秘书长拍拍他的肩膀，语气缓和了些，“你这段时间表现确实不错，船务小组搞起来，解决了大问题，张市长在皖北开会时还特意夸你能干。可记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时候出头太快，不一定是好事，稳着点来。”
出了行署的灰砖楼，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边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东方红》，音质有些沙哑，却唱得格外热烈，连路过的孩童都跟着哼。工人宿舍那边亮着灯，几个年轻工人在院子里剁木桨，斧头砍在木头上的“砰砰”声，混着他们的笑声，从窗口飘出来。
余念新走过宿舍门口时，老胡从里面探出头，朝他喊：“余同志，今晚到我那儿喝碗米汤！前几天发的粮票，我换了点碎米，熬了一大锅，勉强有股米香味儿，过来填填肚子。”
“成，我先去码头看看那俩小子回来没，一会儿就过去。”余念新应了一声，脚步没停，顺着街一直走到江边。
江水缓缓流淌，月光刚从江面升起来，银辉洒在水波上，泛着粼粼的光。码头上的木船都泊在岸边，船工们在船上搭着棚子，准备过夜。
白天插在桅杆上的红旗，这会儿还飘着，旗角被风吹得卷起来，露出里面的白布底。余念新站在江堤上，望着远处的江面，久久没动。
他知道，时代确实在变。新中国要成立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是无数人盼了一辈子的日子。可这座城、这些人，还有太多没理顺的地方——工人要吃饭，却有人倒卖票证。
商人想开店，却怕政策多变；干部要干事，却要顾及各种“规矩”。老百姓要活，政府要稳，干部要守原则，可这些事凑在一起，有时候真的让人摸不清方向：到底该先顾着实际问题，还是先完成“政治任务”？该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跟着大流走？
风又吹过来，带着江腥气，让他清醒了不少。他想起王师傅磨船桨的样子，想起陈志宽师傅修机器时布满老茧的手，想起老胡数粮票时焦急的神情——这些人才是安庆的根，不管什么“典型”“宣传”，让他们有活干、有饭吃，才是最实在的事。
“余同志？”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余念新回头，看见宋知远拎着一盏煤油灯站在身后，灯光在风里摇晃，映着他的脸。“宋同志，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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