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是这样，多练几次就会了。” 余念新说。
其他妇女也跟着蹲下，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偶尔写错了，就互相笑着纠正，屋里满是笑声。刘汉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悄悄点了点头。
晚上，村里特意请工作组和教员吃饭。院子里摆了两张小桌，端上来几碗玉米面、一锅萝卜汤，还有一碟咸菜，没有肉，却是村民们能拿出的最好的饭。
老区长举起碗：“今天是马庄民众学校成立的日子，是咱冀南的新气象！以后每个村都得有这样的学校，让老百姓都能识字、有文化！”
“可教员不够咋办？” 有村民问。
“政府会从延安调教员来，也会在咱本地培养 —— 谁学得好、愿意教，就能当教员！” 妇救会代表接话。
大家边吃边聊，有人提到了战事。一个村民说：“听说鬼子投降了，可东边还有伪军没撤，昨天听人说，他们还在抢老乡的粮食。”
“区队已经去剿了，放心，以后不会再让他们欺负咱了。” 老区长说，“这仗打了八年，老百姓都累了，以后就安心种地、学文化，好好过日子。”
刘汉民放下碗：“抗战胜了，可建设才刚开始。识字、修渠、种庄稼，都得一步步来，急不得。”
余念新坐在旁边，没插话，只是听着。他忽然明白，革命不是喊几句口号，就是这些饭桌上的事 —— 让老百姓能吃饱饭、能认上字、能把房子修好、能安安稳稳教书，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一早，学校继续上课。刘汉民让余念新单独带一组孩子：“你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会，比啥都强。”
余念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孩子的名字：“王大顺、李桂香、赵全。”
“谁叫王大顺？” 他问。
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举起手：“我！”
“这就是你的名字，我先写一遍，你看着，等会儿你自己写。” 余念新慢慢写，边写边念笔画，“王，三横一竖；大，一横一撇一捺；顺，左边一个川，右边一个页。”
男孩拿起笔，趴在桌上，笨手笨脚地写。先写 “王” 字，三横写得歪歪扭扭，却没写错；再写 “大” 字。
撇和捺分得太开，像个 “人” 字加一横；最后写 “顺” 字，左边的 “川” 写得太挤，右边的 “页” 少了一点。可写完后，他抬头看着余念新，笑得特别开心：“老师，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其他孩子也跟着学，黑板上很快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名字，有的少了笔画，有的写反了顺序，可每个孩子都很兴奋，拿着笔不停练。
下课后，刘汉民走过来，看了看黑板上的名字，笑着说：“不错，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是教育的第一步 ——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咋算有文化？你做得对。”
傍晚，区政府派来个信使，跑得满头大汗：“刘干事，行署有电报！让每个县赶紧报民众教育的情况，后天要派人去行署汇报！”
刘汉民皱了皱眉：“这边刚起步，好多数据还没统计全呢。”
“没办法，行署催得紧，说要汇总了报给边区政府。” 信使说。
没办法，他们只能连夜统计。余念新负责抄表、登记，刘汉民核对数据，屋里的油灯亮到后半夜。
“东平县目前共开办民众学校二十七所，入学的孩子有八百多人，成人班一百三十多个……” 余念新念着数据，手里的笔没停。
“再查一遍，别弄错了，报上去的数字不能有差。” 刘汉民说。
“已经查过两遍了，没错。”
“那行，你在报表上签名，咱们明天一早就报上去。”
报表写完时，窗外已经蒙蒙亮，月光淡淡地照在土墙上，屋里的油灯快烧干了。刘汉民靠在椅子上，揉了揉眼睛：“你知道不？以前这种统计报表，都是敌伪的差人做的，咱们老百姓连看都没资格看。
现在不一样了，报表是咱们自己做，名字是咱们自己签，这就是当家作主了。”
“自己的事自己管，才叫自己的日子。” 余念新说。
刘汉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理。”
第三天一早，老区长带着刘汉民和余念新去县里开会。县政府设在一座旧庙里，庙门上挂着 “为人民服务” 的红布横幅，院子里挤满了各村的教育干事。会议上，大家轮流汇报各村民众学校的情况。
一个干事说：“我们村的学校没桌子，孩子们就在地上写，用树枝当笔，用黄土当纸，照样学得认真。”
另一个干事说：“我们村学生多，就两个教员，只能让学得好的孩子教学得慢的，互相帮着学，效果还不错。”
还有个干事说：“老乡们白天要下地干活，只能晚上来上课，识字班经常坐到半夜，煤油灯都用了不少。”
主持会议的县长听完，点点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 —— 只要大家想干、愿意干，再难的事都能办成。革命不是喊出来的，是一锹一锹挖地、一字一字教书，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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