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九月初，冀南的秋天比延安来得早。车队翻过太行山，进入平原时，地里的玉米已经抽了穗，风一吹，黄绿相间的叶子晃起来，像一片起伏的波浪。
土路坑坑洼洼，马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厉害，车厢里的尘土跟着扬起来，混着汗味，呛得人直咳嗽。
十个少年挤在车厢里，一半人靠着背包打盹，另一半盯着路边的村庄看 —— 那些村子大多半毁，有的房顶塌了半边，有的墙上还留着日军的弹洞，黑黢黢的，像一道道伤疤。
下午日头偏西时，马车停在一座旧县城外。赵队长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到了，冀南行署就在前面。”
行署设在县城里一所破旧的学堂里，校门上挂着块新做的木牌，用红漆写着 “冀南行政公署”。
泥墙上贴着《中央关于解放区建政的指示》和《整风学习材料》，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边。院子里人来人往，有抱着文件的干部，有背着步枪的通信员，还有穿着粗布衣的民兵，每个人都脚步匆匆，脸上带着忙出来的倦意。
他们刚下车，就有个穿灰棉衣的中年干部迎上来，手里还攥着个笔记本：“是延安来的少年干部队吧？”
“对，第一批外派学员。” 赵队长答。
“我叫李志成，是行署秘书处的。路上辛苦了，先去安顿住处，晚上七点开碰头会。” 李志成说着，指了指学堂东边的几间屋子，“那几间是临时宿舍，你们先凑活住。”
安排住处时，余念新被分到一间旧教室，窗户糊着发黄的纸，地上铺了层干草，就算是床铺了。张根生放下帆布包，拍了拍干草：“这地方比延安的窑洞差远了，连个像样的炕都没有。”
“先住着吧，咱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 余念新把包放在墙角，掏出笔记本，写下 “1945 年 9 月 5 日，抵达冀南行署”。
傍晚，食堂开饭，每人一碗糙米饭，配一小碟咸菜。有个少年小声抱怨 “饭太糙”，李志成正好听见，笑着说：“这已经是干部待遇了，乡下的老百姓现在还在吃糠咽菜，等秋收了才能好点。”
吃过饭，天很快黑了，行署院子里点起油灯，昏黄的光映着墙上的标语，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干部们走动的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咳嗽声。
碰头会在一间大教室里开，墙上挂着主席画像，下面用墨写着 “为人民服务” 五个字。李志成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同志们，欢迎延安来的少年干部。
冀南刚解放没多久，县政权刚接收完，到处都缺人、缺物资，工作千头万绪。你们虽然年轻，但都是经过训练的，得尽快上手，帮着分担工作。”
他拿出名单，开始分配任务：“王大同、张根生，去民教科，负责登记各县的学校情况，统计有多少所学校能复课、需要多少教员；余念新，去秘书处文书组，协助处理文书工作。”
余念新站起身：“是，保证完成任务。”
“秘书处的事杂，要抄文件、写会议纪要，还要整理报表，半点不能马虎，得细心。” 李志成特意叮嘱了一句。
“我记住了。”
第二天一早，余念新到秘书处报到。屋里挤满了文件，几张破旧的木桌上摆着笔墨纸砚，有的砚台都裂了缝。负责带他的老干部叫刘汉民，四十来岁，戴副用线缠着的旧眼镜，手里的笔没停过，写字又快又工整。
“你就是延安来的小同志？” 刘汉民抬头看了他一眼。
“是，我叫余念新，来文书组报到。”
“坐吧，我们这儿最缺会写字的。” 刘汉民递过来一份手写稿，“这是行署发的《关于推动中小学复课的通知》，你先抄十份，字要清楚，别漏字、别错字，抄完了给我看。”
余念新坐在桌边，拿起笔开始抄。
纸上的墨水不太够，写出来的字有些淡，但他还是尽量写得工整。几个小时后，他抄完第一份，递给刘汉民。刘汉民翻了翻，点点头：“不错，字比机关里不少年轻干部都整齐，延安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午后，文件抄完了，刘汉民带着他去盖章。盖章的屋子在隔壁，屋里堆着更多文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干部正埋头盖章，手指上沾满了红印泥。
“老刘，这是新来的同志？” 短胡子干部抬头笑了笑，“是从延安来的吧？别嫌我们这儿乱，这几天忙着建政，连收拾的功夫都没有。”
“没事，我们那边也常这样。” 余念新说。
“你们延安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短胡子干部一边盖章，一边聊，“听说延安有大礼堂，还有专门的学校，我们这儿要是能有那样的条件就好了。”
“会好的，等局势稳了，慢慢就能建起来。” 刘汉民接话。
短胡子干部叹了口气：“难啊，县里刚解放，原来的地主、保长跑了不少，有的还在村外转悠，晚上总有人偷庄稼，得靠区队的民兵盯着；学校更难，好多校舍被鬼子烧了，连课桌都凑不齐，教员也缺，有的村子只能让识字的村民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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