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五月末的清晨,天还没亮透,余念新就跟着另外四个少年,坐在骡车上往延安城东去。车走在黄土路上,雾气裹着尘土,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没人说话,连赶车的老汉都只是偶尔甩下鞭子,车厢里静得能听见车轮压过石子的声音。
少年宫在山坳里,原是座旧学堂,院墙是黄土夯的,门口挂着 “边区少年教育试验区” 的木牌。
刚到门口,就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那儿,穿着灰布上衣,袖口熨得平整 —— 是孙维世院长,余念新在保育院时见过她,听说她以前是剧团的,后来调到社会部管少年教育,说话做事都透着股干脆劲儿。
“从今天起,你们是少年宫的学员,不是普通学生。” 孙维世扫过五个少年,声音不高却有分量,“这里就一条规矩:组织的事,永远排在头一位。”
没人应声。孙维世的目光停在余念新身上,顿了两秒:“小余,以前在保育院见过,是吧?”
“是。” 余念新答。
“听说你在少年队表现不错,脑子活。” 孙维世没笑,“但在这里,光活没用,得学会藏。既要会管人,也得耐住被人管。”
说完,她转身往院里走,少年们跟在后面。宿舍是间旧木房,八张木床靠墙摆着,床上只有一床薄被和一个粗布枕头。
放下行李,就有教员来分任务:两人去后勤组帮着做饭,两人去菜园浇水,余念新被分到文书组,协助抄写会议记录。
第二天一早,第一节是《思想与纪律》课,讲课的是张讲师,二十来岁,戴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本翻得卷边的讲义。他在黑板上写了 “信任” 两个字,粉笔划过木板,发出吱呀的响。
“组织对人的信任,不是天生的,是一点点攒的。” 张讲师看着底下的少年,“先得学会管自己,没人盯着也按规矩来,才能谈被信任。”
讲到一半,他停下,问:“谁说说,自我约束到底是为了啥?”
教室里静了几秒,余念新举起手:“为了自己不乱,也为了不给组织添乱。”
张讲师点点头:“说得对,但不全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班,“纪律能防乱,可有时候,也会把矛盾盖过去。你们以后慢慢会懂。”
这话让教室里更静了。余念新没再说话,他知道张讲师说的是实话 —— 在组织里,表面的规矩下,藏着更复杂的东西,不是光说 “服从” 就能应付的。
午饭后,余念新去文书组报到。办公室是间小窑洞,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教员把一叠稿纸递给他:“这些是会议记录,抄的时候注意,字要工整,别漏字,更别改字。”
余念新接过稿纸,低头一看,心里愣了下 —— 上面记的不是普通会议内容,有边区干部调动的名单,还有社会部的调查报告,文字短得很,没半句多余的话,连标点都透着股严肃劲儿。
抄到第三份,余念新看到一份《关于整风中青少年思想问题的汇报》,里面写:“部分少年有依附心理,只听命令,不懂原则,对组织的理解太浅。”
他心里琢磨着,这哪是普通汇报,分明是在提醒 —— 组织要的不是只会听话的人,是能懂规矩、守原则的人。
往后几天,余念新天天在文书组抄文件。有时抄到关于互助组的材料,他会多留意几眼,看看其他村是怎么搞的,有没有能用到杨家塬的办法。
有次抄到一份洛川某村的报告,说互助组因为没选好牵头人,最后散了,他赶紧在心里记着 —— 以后帮村里搞互助组,牵头人的人选比啥都重要。
没过多久,孙维世找余念新去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一盏油灯放在桌上,文件堆得老高。孙维世坐在桌后,翻着余念新抄的文件,没抬头:“张讲师说你脑子活,抄文件都能看出门道。”
“只是看得仔细些。” 余念新答。
“仔细是好事,但别太露。” 孙维世终于抬头,“少年宫是个训练场,不少人盯着你,不是因为你优秀,是要看你会不会踩线,会不会出错。”
她顿了顿,又问:“你自己想不想留在这儿?别跟我说组织调派,说你自己的想法。”
余念新沉默了几秒:“想留。我想知道,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才能成能做事的干部。”
孙维世点点头:“这话实在。去吧,别太急着找答案,有时候,慢就是快。”
从那以后,余念新多了项任务 —— 整理学员的思想汇报。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下,翻着一叠叠稿纸:有人写自己 “思想不纯洁,要多学文件”,有人忏悔 “迟到三次,对不起组织”,还有人检讨 “有个人主义,没顾着集体”。
他不评也不改,只按要求汇总,第二天交给教员。看的多了,他慢慢摸清了这里的门道:思想汇报不是写真心话,是写组织想看到的话。得有态度,还不能太假,得让看的人觉得你 “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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