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秋天，西北大地上刮起了第一场寒流。
西宁城外新建的训练场上，六千名刚完成整编的前马家军士兵，正经历着一场脱胎换骨的淬炼。
天还没亮，尖锐的起床哨就撕裂了黎明前的寂静。
“全体集合！负重五公里越野！最后一百名没早饭！”
刘军站在高台上，声音在寒风中传得很远。他穿着普通的棉军装，和士兵们一起跑完了全程——这是朱琳定下的规矩，军官必须以身作则。
这些原马家军的士兵，很多人在马步芳手下时就是混日子的兵痞。起初他们怨声载道，有人甚至想逃跑。但当看到刘军这个军长也背着同样的装备、跑在队伍最前面时，抱怨声渐渐少了。
五公里后是军姿训练。
“挺胸！收腹！目视前方！站如松，坐如钟！”
教官是刘军从韩城带来的老兵，参加过多次战斗。他们的要求严苛到近乎变态——军姿一站就是两小时，纹丝不动。谁要是晃一下，全队加练十分钟。
最折磨人的是持枪训练。
每个士兵端着中华一式步枪，枪管下方用细绳吊着一块青砖——这是韩城水泥厂特制的训练用砖，每块五斤重。
“持枪姿势保持！呼吸要稳！枪口对准目标，想象那就是侵犯咱们国土的敌人！”
两个小时下来，很多士兵的胳膊肿得像馒头，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但没人敢叫苦——教官们说了，现在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
晚饭后是政治学习。
陈乾亲自给新兵上课。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把庆阳镇的惨案一件件讲出来，把马步芳的罪行一条条列出来。讲到动情处，这个湖南的汉子眼眶发红。
“咱们当兵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欺压老百姓，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保护爹娘妻儿，是为了让咱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
台下的士兵，很多是穷苦人家出身，在马家军时也是被欺压的对象。听着听着，有人低下头，有人抹眼泪。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跟着马步芳干过坏事。”陈乾的声音低沉下来，“但只要从今天起改过自新，只要在战场上多杀敌人，老百姓会原谅你们，国家会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一周后，变化开始显现。
队伍整齐了，军纪严明了，士兵的眼神里有了光。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这天训练间隙，刘军正在查看训练日志，卫兵报告：“军长，水生同志来了。”
刘军一愣，抬头看见水生大步走来。这个造船厂负责人穿着军装，风尘仆仆。
“水生？你怎么来了？”
“申请调到西北前线。”水生敬了个军礼，“朱琳妹子批准了。”
刘军皱眉：“造船厂那边……”
“都安排好了。我带出了三十多个骨干，现在他们都能独当一面。”水生在德国学的不仅是造船，还有系统的军事工程学，“军长，让我带新兵吧。我在柏林海军学院受过训，知道现代战争该怎么打。”
刘军想了想，点头：“好，新兵三团交给你。一周内，我要看到成效。”
“保证完成任务！”
水生的到来，给训练注入了新的理念。
他不仅教射击、刺杀、投弹这些基础科目，还教战术协同、工事构筑、战场救护。他设计了复杂的障碍训练场，模拟各种战场环境。甚至从韩城调来几辆报废汽车，教士兵们如何进行步坦协同作战。
“现代战争不是靠匹夫之勇！”水生站在训练场上，声音洪亮，“要动脑子！要讲配合！一个班就是一个拳头，一个连就是一把尖刀！”
训练强度再次升级，但士兵们的士气反而更高了。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成真正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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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北训练如火如荼时，中蒙边境，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远东军区司令员布柳赫尔接到莫斯科的密电：“‘惩戒行动’可以开始。规模控制在团级，时间不超过三天。”
布柳赫尔冷笑。在他看来，对付中国军阀，一个营就够了。但他还是按照命令，抽调了第57摩托化步兵团的三个营，配备十二辆T-26轻型坦克，组成“惩戒支队”。
“任务很简单。”布柳赫尔对支队长科瓦廖夫上校说，“越过边境线二十公里，摧毁两到三个中国哨所，抓几个俘虏，然后撤回。要让中国人知道，苏联的威严不容挑衅。”
科瓦廖夫是个参加过中东铁路战争的老兵，根本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司令员同志，三天太长了。一天就能解决。”
“按命令执行。”布柳赫尔摆摆手，“记住，抓活的。最好能抓到朱琳手下的军官，交换伊万诺夫。”
“明白！”
11月10日，凌晨四点。
三千名苏军士兵在十二辆坦克的掩护下，越过中蒙边境，向预定目标——中国边防军第32哨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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