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秋天,西北大地上刮起了第一场寒流。
西宁城外新建的训练场上,六千名刚完成整编的前马家军士兵,正经历着一场脱胎换骨的淬炼。
天还没亮,尖锐的起床哨就撕裂了黎明前的寂静。
“全体集合!负重五公里越野!最后一百名没早饭!”
刘军站在高台上,声音在寒风中传得很远。他穿着普通的棉军装,和士兵们一起跑完了全程——这是朱琳定下的规矩,军官必须以身作则。
这些原马家军的士兵,很多人在马步芳手下时就是混日子的兵痞。起初他们怨声载道,有人甚至想逃跑。但当看到刘军这个军长也背着同样的装备、跑在队伍最前面时,抱怨声渐渐少了。
五公里后是军姿训练。
“挺胸!收腹!目视前方!站如松,坐如钟!”
教官是刘军从韩城带来的老兵,参加过多次战斗。他们的要求严苛到近乎变态——军姿一站就是两小时,纹丝不动。谁要是晃一下,全队加练十分钟。
最折磨人的是持枪训练。
每个士兵端着中华一式步枪,枪管下方用细绳吊着一块青砖——这是韩城水泥厂特制的训练用砖,每块五斤重。
“持枪姿势保持!呼吸要稳!枪口对准目标,想象那就是侵犯咱们国土的敌人!”
两个小时下来,很多士兵的胳膊肿得像馒头,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但没人敢叫苦——教官们说了,现在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
晚饭后是政治学习。
陈乾亲自给新兵上课。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把庆阳镇的惨案一件件讲出来,把马步芳的罪行一条条列出来。讲到动情处,这个湖南的汉子眼眶发红。
“咱们当兵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欺压老百姓,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保护爹娘妻儿,是为了让咱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
台下的士兵,很多是穷苦人家出身,在马家军时也是被欺压的对象。听着听着,有人低下头,有人抹眼泪。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跟着马步芳干过坏事。”陈乾的声音低沉下来,“但只要从今天起改过自新,只要在战场上多杀敌人,老百姓会原谅你们,国家会给你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一周后,变化开始显现。
队伍整齐了,军纪严明了,士兵的眼神里有了光。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这天训练间隙,刘军正在查看训练日志,卫兵报告:“军长,水生同志来了。”
刘军一愣,抬头看见水生大步走来。这个造船厂负责人穿着军装,风尘仆仆。
“水生?你怎么来了?”
“申请调到西北前线。”水生敬了个军礼,“朱琳妹子批准了。”
刘军皱眉:“造船厂那边……”
“都安排好了。我带出了三十多个骨干,现在他们都能独当一面。”水生在德国学的不仅是造船,还有系统的军事工程学,“军长,让我带新兵吧。我在柏林海军学院受过训,知道现代战争该怎么打。”
刘军想了想,点头:“好,新兵三团交给你。一周内,我要看到成效。”
“保证完成任务!”
水生的到来,给训练注入了新的理念。
他不仅教射击、刺杀、投弹这些基础科目,还教战术协同、工事构筑、战场救护。他设计了复杂的障碍训练场,模拟各种战场环境。甚至从韩城调来几辆报废汽车,教士兵们如何进行步坦协同作战。
“现代战争不是靠匹夫之勇!”水生站在训练场上,声音洪亮,“要动脑子!要讲配合!一个班就是一个拳头,一个连就是一把尖刀!”
训练强度再次升级,但士兵们的士气反而更高了。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自己正在变成真正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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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北训练如火如荼时,中蒙边境,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远东军区司令员布柳赫尔接到莫斯科的密电:“‘惩戒行动’可以开始。规模控制在团级,时间不超过三天。”
布柳赫尔冷笑。在他看来,对付中国军阀,一个营就够了。但他还是按照命令,抽调了第57摩托化步兵团的三个营,配备十二辆T-26轻型坦克,组成“惩戒支队”。
“任务很简单。”布柳赫尔对支队长科瓦廖夫上校说,“越过边境线二十公里,摧毁两到三个中国哨所,抓几个俘虏,然后撤回。要让中国人知道,苏联的威严不容挑衅。”
科瓦廖夫是个参加过中东铁路战争的老兵,根本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司令员同志,三天太长了。一天就能解决。”
“按命令执行。”布柳赫尔摆摆手,“记住,抓活的。最好能抓到朱琳手下的军官,交换伊万诺夫。”
“明白!”
11月10日,凌晨四点。
三千名苏军士兵在十二辆坦克的掩护下,越过中蒙边境,向预定目标——中国边防军第32哨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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