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话音刚落，“老鸦”两个字像块冰投入滚油，几人脸上的神情瞬间炸开了，黑哥眼里满是茫然，冈子嘴角往下撇着，眼角的皱纹里都浸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股悲凉；涛子低垂着脑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唯独小振臻点着一根不抽的香烟，烟雾缭绕里，眼睛亮了亮，像是在我这故事里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他们的嘴唇刚动了动，想问些什么，我赶紧清了清嗓子，把话头岔开，说起另一个疑似守村人的——“哥们”。
这“哥们”和老鸦可是天差地别。他不是咱镇上土生土长的，谁也记不清他是哪年哪月飘到这儿的。说他是乞丐吧，他从不像别的乞丐那样死缠烂打，伸出的手永远干干净净；说他是精神不正常的吧，他又比那些疯疯癫癫的安稳得多。虽说脑子转得慢，可说话总也不是那么让人生厌，而且他还长得白白胖胖，像是从没受过饿。身上的衣服虽是破旧褴褛，却总洗得发白，路过身旁时也没有其他流浪者身上那股子能熏死人的馊臭味，倒有股子阳光晒过的皂角味。
他性子稳得像动物世界里的卡皮巴拉，就算被街上的小混子堵在巷子里欺负，也从不还手。最多就是把脸埋在胳膊弯里，露出一双委屈巴巴的眼睛，双手抱着脑袋，像只受惊的刺猬似的缩在墙角。可只要缓过劲来，见了谁都是一张弥勒佛似的笑脸。遇见年纪相仿的男人，他会咧开嘴喊“哥们”；见了女的，年轻点的叫“姐姐”，年长些的就喊“阿姨”；碰到头发花白的，一声“爷爷”“奶奶”叫得又甜又脆，对小孩子更是从来不会瞪眼，更别说欺负恐吓了。
日子久了，镇上的人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像是街角那棵老槐树，虽不起眼，少了却总觉得空落落的。他刚来那会儿，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混子总爱逗他，要么抢他手里的零嘴，要么推搡着看他摔跤。可邪门的是，哪怕头一天你看着他鼻血纷飞，第二天也是干干净净的，更奇怪的就是，凡是欺负过他的小混子，第二天保准会被另一伙混子堵在巷子里揍得鼻青脸肿。一来二去，这些邪性的事情发酵后再没人拿他寻开心了，甚至有混子见了他，还会递上一根烟，或者镇上卖的小零食。每每哥们接过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咧嘴一笑，不停的说着：“谢谢！”然后跑得远远的，躲在屋檐下，或者大树下，半躺着划燃火柴，吞云吐雾，脸尽是说不出的享受。
白天，他就揣着两只手在街上晃悠，太阳升到头顶时，只要他往哪家门口一站，笑着说句“哥们，讨碗饭吃嘛”，或是“阿姨，我饿了，有吃的没？”遇到的人家基本都会端出一碗饭，上面码些菜，有时还会多夹几块肥肉。吃完饭，他也会毕恭毕敬的把碗筷还给人家。
可到了晚上，就没人知道他宿在哪里了。寒冬腊月，北风跟刀子似的刮，没见他冻着；三伏天，日头能把地上的石子晒得发烫，也没见他中暑。一年四季，他就那么精神头十足地晃着，只是不论春夏他鼻孔下总挂着两条绿鼻涕，像是没煮透的粉条子一般，怎么擦都擦不掉，看着既滑稽又透着点说不出的怪异。
没人知道他打哪儿来，一张嘴是带着点河北味的普通话，尾音拖得长长的，听着总像在说什么秘密。派出所的人把他拉去问过好几次，查户口、比对失踪人口，折腾来折腾去，啥也没查出来。好在他除了晃悠讨饭，从没干过出格的事，对小镇也没什么威胁，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任由他像野草似的自生自灭。时间长了，大家都忘了问他的名字，就跟着他的叫法，一口一个“哥们”地喊开了。
现在想来，要是咱这小镇没那么多邪门事儿，或许“哥们”也就跟路边的尘土似的，风一吹就散了，就算有这么个人，估计也会像老鸦那样，随着小镇的日升日落一天又一天，谁也不会多惦记一句。
可该来的总躲不过。我去北方念大学的那年暑假，镇上又出了桩怪事，至今想起来，都还透着说不出的怪异，还有浓浓的中式恐怖。
那会儿小镇的高中刚考完期末考试，按规矩，三天后学生得返校拿下学期的开学通知书，顺便领期末成绩单。那天，各班的班主任还得拿着账本，一笔一笔地跟学生算这学期的学杂费，没花完的钱会一分不少地退回来。
那年头钱值钱，一学期的学费不到一百五十块，期末结算下来，每人还余了二十多块。班主任把钱一沓沓数给学生，又反复叮嘱早点回家，路上别贪玩，更不能偷偷下河游泳，说完就宣布放学了。其实不用他说，学生们的心早就飞回家了，就连老师自己，也攥着包好的试卷，脚步都比平时快了半拍。
要是那群半大的小子能听进一句劝，后来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
高中部有三个高一的学生，都是外镇来的，在学校住读。他们在镇上有个亲戚，是街口卖猪肉的屠户。三个小子揣着退回的二十多块钱，眼睛都亮了——这在当时的学生眼里，可不是笔小数目。估计是住校吃多了寡淡的食堂，肚子里早就缺油水了，三人凑在一块儿嘀咕了几句，就直奔亲戚屠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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