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面临的最棘手难题，是搁置已久的“圣城新区发展与老城棚户区改造”综合项目。该项目旨在疏解老城过度拥挤的人口，保护革命旧居遗址群，同时在条件更好的新区建设现代化居住区和产业集聚区。这本是利城利民的好事，却在规划论证阶段就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僵局。之前的几任书记都曾想推动此事，但最终都在各种“软钉子”和无形阻力面前败下阵来。项目规划一改再改，会议开了无数次，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以本地起家、关系盘根错节的某些房地产商和部分老城区干部为代表。他们利用老城土地稀缺和棚改政策，通过违规“圈地”、囤积房源、操纵补偿标准等手段获取暴利。新区发展将分流老城开发价值，动他们的“蛋糕”。
一些背景复杂、试图以低价攫取新区优质地块的资本势力，与老城利益集团或明或暗地勾结，阻挠新区规划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市委班子中，个别与本地利益集团过往甚密的常委，如常务副市长马卫国、市委秘书长刘志安等，对高育良的三大战略或明或暗地掣肘。部分常委则持观望态度，不愿轻易表态。
高育良到任后，没有急于动作，而是沉下去进行了近一年的深入调研，摸清了问题的脉络和关键节点，也掌握了大量一手情况和某些人的“底牌”。 准备在常委会上一举定乾坤，而他的对手们也准备在这次常委会上发难，让圣城的一切回到他们认为的“正轨”上。
一天下午，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议题正是审议《关于圣城新区发展与老城棚户区改造综合规划的实施方案（最终审议稿）》。与会常委们正襟危坐，表情各异。
高育良坐在主位，面色平静，目光沉稳地扫过全场，开门见山：“同志们，今天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关系到圣城的未来发展空间，关系到老城区数十万群众的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更关系到我们能否保护好、利用好圣地的红色资源。前期经过了多轮调研、论证和修改，今天是最终审议。希望大家本着对城市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他首先让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汇报方案要点。汇报过程中，高育良注意到马卫国副市长低头玩弄着手中的笔，嘴角偶尔撇过一丝不以为然；刘志安秘书长则一直盯着笔记本，仿佛在认真记录，但眼神游离。
汇报完毕，高育良没有直接定调，而是按照惯例，请常委们依次发表意见。
最初发言的几位常委，如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大多从各自分管领域表示原则支持，但也提出了一些技术性的完善意见，语气相对缓和。这是惯例的“前奏”。
轮到马卫国发言时，他清了清嗓子，放下笔，脸上堆起程式化的笑容：“高书记，各位同志，这个方案呢，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城建口的同志们很辛苦，成绩值得肯定。” 先扬后抑，这是惯常手法。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忧心忡忡”，“我主要是有几点担心啊。第一，新区的投资规模是不是太大了？我们市的财政底子薄，一下子铺开这么大的摊子，债务风险怎么防控？第二，老城棚改的补偿标准，方案里定的这个基准，是不是偏高了些？会不会引发其他区域已拆迁群众的攀比，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新区的产业定位和人口导入，有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论证？万一新区建起来了，成了‘空城’‘鬼城’，这个责任谁来负？我们不能为了政绩，搞‘大跃进’啊！”
他提出的问题，听起来冠冕堂皇，站在“大局”和“稳健”的立场，实则句句指向项目的核心，试图以“风险”和“责任”来吓阻决策。
紧接着，刘志安秘书长接口，语气更加“语重心长”：“卫国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啊。是啊，改革要蹄疾，但更要步稳。特别是我们圣城，地位特殊，关注度高，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各方的神经。这个项目争议一直比较大，是不是可以再放一放，再充分酝酿一下？或者，先选择一小块区域搞个试点，看看效果再说？‘摸着石头过河’嘛，这也是我们一贯的工作方法。” 他以“稳妥”和“特殊地位”为借口，实质是拖延战术。
这两人一唱一和，一个强调风险和代价，一个主张拖延和试点，配合默契，试图引导会议走向。
其他几位原本中立的常委，如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脸上露出了思索的神情，显然受到了他们言论的影响，开始犹豫。
会场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种“讨论很热烈，就是没结果”的循环前奏。
高育良将所有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冷笑。他知道，是时候打破这种看似“理性讨论”实则“阻挠推进”的局面了。
他没有急于反驳马卫国和刘志安，而是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的军分区政委：“王政委，您也谈谈看法？新区规划里，也涉及到了部分军事设施的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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