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厂办公楼，三层，厂长办公室。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着，将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远处车间的隐约轰鸣隔绝在外。室内的空气凝滞而沉闷，混合着上等茶叶的清香、高级烟丝燃烧后的余味，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压力。
杨建国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也没有烦躁地踱步。他端坐在会客区的单人沙发上，面前的红木茶几上放着一杯刚沏好的龙井，茶汤碧绿，热气袅袅。他微微低着头，专注地吹拂着茶杯表面细小的浮沫，动作缓慢而稳定，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他甚至没有抬眼去看对面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专案组派来的两名干警，一男一女，男的神色沉稳，女的正是白玲。他们刚刚表明身份和来意，语气客气但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希望杨厂长就近日轧钢厂发生的生产事故、以及相关案件调查中的一些问题，提供必要的协助和说明。
“杨建国同志，”白玲开口，声音清晰，“关于前几日三车间冲压机传动轴断裂事故，厂里初步的调查结论是设备老化和操作疏忽。但我们在后续侦查中，发现了一些可能与人为破坏相关的疑点，特别是涉及已故职工刘三的一些情况。我们了解到，事故前你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事故性质的高度怀疑，并提出了‘敌特破坏’的可能性。能否请你详细回忆一下，当时是基于哪些具体迹象或信息，做出这样的判断？”
问题直指核心，却又绕开了最敏感的直接指控。
杨建国吹拂茶沫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直到白玲问完，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茶杯边缘偶尔发出的极其轻微的瓷器碰撞声。
几秒钟后，他才缓缓放下茶杯，杯底与茶几接触，发出“嗒”的一声轻响。他抬起头，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疲惫、困惑和一丝恰到好处的领导干部式忧虑的表情。
“白玲同志，”他的声音不高，甚至显得有些低沉沙哑，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坦诚和无奈，“关于那次事故，作为一厂之长，我的首要责任是保障生产安全，揪出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和集体财产安全的隐患。当时看到设备损坏严重，两位工人同志受伤，生产线停滞，我心里着急啊！说了一些可能不够严谨、带有情绪的话，也是希望引起全厂上下的高度重视，彻查原因。”
他顿了顿，拿起茶杯，又轻轻抿了一口，似乎在斟酌词句。
“至于你提到的具体迹象或信息……”他缓缓摇头，眉头微蹙，露出回忆思索的神情，“坦白说，当时主要是基于事故本身的严重性和突发性，以及……嗯，最近社会上和厂里发生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让我产生了不好的联想和警惕。王翠兰特务案暴露，四合院那边又接连出事，我作为厂领导，压力很大，神经也绷得比较紧。看到生产事故，难免会往更坏的方向去想，这是我对敌斗争警惕性的一种体现，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
他巧妙地将自己的“怀疑”归结为领导干部的高度警惕性和责任心，避开了任何具体指向，也撇清了与刘三的直接关联。
白玲并不意外，继续问道：“那么，关于刘三这个人，你平时了解吗？据我们调查，事故前几天，有人曾看见你在厂区附近与刘三有过接触？”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几乎触及了红线。
杨建国的眼神几不可察地闪烁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控制得极好，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和疑惑：“刘三？机修班那个老油子？我对他印象不深，只知道他技术还行，但作风有点问题。至于接触……”他认真地想了想，摇头道，“白玲同志，这话从何说起？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厂务，接触的干部职工成百上千，不可能每个人都记得清楚。如果是在厂区偶然碰到，点个头、说句话，那有可能，但特意接触？绝对没有。你们是不是听错了，或者有人看错了？”
他完全否认，语气笃定，将可能的“目击”推诿为误会或误认。
“我们接到群众反映，看到你和刘三在南城‘老顺兴’茶馆后巷附近交谈。”白玲紧追不舍，点出了具体地点。
杨建国脸上露出一丝被冒犯般的不悦，但很快克制住，声音稍微提高了一些，带着一种被冤枉的愤慨：“荒唐！我杨建国大小是个厂长，有什么事情需要在那种地方、和那种人私下交谈？这完全是污蔑！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生事，干扰公安破案，破坏我们轧钢厂的稳定！白玲同志，我希望你们能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
他反过来指责反映情况的人“别有用心”，并试图将话题引向“破坏稳定”的高度。
白玲没有被他带偏，平静地追问：“那么，关于刘三在事故后突然死亡，以及街道干部李大姐反映，聋老太在探视阎埠贵后‘意外’遭遇车祸身亡，这几件事之间，杨厂长有什么看法吗？是否觉得过于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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