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2日下午，开往河北的列车上
硬座车厢里人满为患，过道里挤满了无座旅客，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交谈声、列车员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构成春运特有的交响曲。
沈知秋靠窗坐着，腿上放着顾怀远送的红围巾。她轻轻抚摸着柔软的面料，思绪飘回刚才在火车站分别的情景。
前世，她也曾这样送别赵志刚。那时她满心欢喜，以为嫁了个好丈夫，从此有了依靠。结果等来的却是利用、欺骗和家破人亡。
这一世，她对感情格外谨慎。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太清楚婚姻对于女性——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女性——意味着什么。一旦嫁人，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人生与另一个家庭绑定，要承担妻子、儿媳、母亲的多重角色，很多时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但她不得不承认，顾怀远是不同的。他尊重她的独立，支持她的事业，从不以“为你好”的名义干涉她的选择。他像一棵树，静静地立在那里，为她遮风挡雨，却从不要求她变成藤蔓依附。
“姑娘，你也是回家过年？”对面的大妈打断了她的思绪。
沈知秋回过神，点点头：“嗯，回河北老家。”
“一看你就是大学生。”大妈打量着沈知秋的穿着和气质，“在北京读书？”
“对，北大。”
“哟！北大！”大妈的声音引来周围人的注目，“真了不起！我儿子今年也想考大学，就是成绩不行。”
“只要努力，都有机会。”沈知秋微笑道。
“你学的什么专业？”
“经济学。”
“经济学好啊，将来分配工作肯定好。”大妈羡慕地说，“我儿子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砸锅卖铁也供他。”
沈知秋想起前世的自己，如果不是三个哥哥牺牲，她根本不可能读书。这一世，她改变了这一切，但还有千千万万个农村女孩，仍然没有机会。
“大妈，现在政策好了，就算考不上大学，学门技术也能有出路。”她说，“我二哥就是上的商业学校，现在自己做生意，也挺好。”
“自己做生意？那不就是个体户吗？”大妈压低声音，“不稳定，名声也不好听。”
“国家现在鼓励个体经济。”沈知秋耐心解释，“只要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一样能为社会做贡献，一样能过上好日子。”
大妈将信将疑：“真的？”
“真的。我在北京就看到很多个体户，有的开饭馆，有的开商店，有的摆摊卖东西，只要肯干，收入比在工厂上班还高。”
周围的旅客都竖起耳朵听着。这个年代，人们对“个体户”的看法还很复杂，既羡慕他们赚钱多，又看不起他们的“不稳定性”。
一个中年男人插话：“姑娘，你说个体户真的能长久吗？万一政策变了怎么办？”
“我相信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沈知秋说，“国家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鼓励多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作为补充，会长期存在。”
“那你怎么不去做个体户？大学生多金贵啊。”
沈知秋笑了：“我在做啊。我和同学一起开了书店，还帮农村的手工艺人卖作品。读书和实践不矛盾，相反，学到的知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事。”
车厢里响起一阵议论声。在这个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年代，沈知秋的选择确实有些另类。
“你不怕被人说‘不务正业’？”有人问。
“什么叫‘正业’？”沈知秋反问，“国家培养我们，是希望我们为社会做贡献。只要能创造价值，帮助他人，改善生活，就是正业。不一定非要进机关、进国企。”
这番话说得不少人点头。
“姑娘说得有道理。”一个老者开口，“我儿子在南方，来信说那边个体经济可活跃了。广州、深圳那边，好多年轻人做生意，政府还支持。”
“南方是走在前面。”沈知秋说，“但北方也会跟上。1981年，我相信会有更多变化。”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的田野覆盖着薄雪，村庄里炊烟袅袅，年味越来越浓。
沈知秋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希望。这个国家正在苏醒，这个时代正在改变，而她有幸成为亲历者和参与者。
傍晚时分，火车到站
沈知秋提着行李走下火车，站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她四处张望，寻找熟悉的身影。
“知秋！这边！”
是二哥沈建军的声音。沈知秋循声望去，看见二哥和二嫂苏晓梅一起，正朝她挥手。
她快步走过去：“二哥！晓梅姐！”
沈建军接过她的行李：“路上累了吧？走，大哥赶马车来接的，在外面等着呢。”
“大哥也来了？”
“可不，爸妈非要他来接，说天冷，怕你冻着。”苏晓梅拉着沈知秋的手，仔细端详，“瘦了，但也更精神了。北京的水土养人。”
“晓梅姐，你越来越漂亮了。”沈知秋由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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