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最后一天，清河县红旗公社沈家的院子里气氛凝重。李主任带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
沈建军蹲在墙角，抱着头，声音沙哑：“深圳那边要十万块砖，定金都收了五千...现在说停就停，违约金都赔不起...”
李秀兰坐在门槛上抹眼泪：“这可咋办啊，建军跑前跑后忙活了两个月，全白费了...”
沈建国闷头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眉头皱成了川字。
沈知秋站在院子中央，看着焦虑的家人，心里反而异常冷静。前世她遇到过比这大得多的危机，都一一化解了。这一世，有她在，就不能让家人受委屈。
“二哥，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说。”沈知秋搬了个凳子坐下，“深圳那边的合同怎么签的？运输是怎么回事？公社为什么不给办手续？”
沈建军抬起头，眼睛通红：“深圳那边是个建筑公司，要盖职工宿舍，需要红砖。他们通过陈老板——就是你在深圳见的那个陈老板——找到我。合同签了十万块砖，每块砖三分五，总共三千五百元。定金百分之二十，七百元，我已经收了。”
他顿了顿：“运输这块，我联合了村里三辆拖拉机，说好每趟给三十元运费。跑一趟深圳要两天，能拉五千块砖。本来算得好好的，二十趟就能拉完，每辆拖拉机能赚六百元，我能赚一千多元差价...”
“那手续呢？”顾怀远问。
“我去公社问了，李主任说私人不能办运输执照，要挂靠集体企业。”沈建军苦笑，“我就去找了公社的砖瓦厂，想挂靠他们。可砖瓦厂厂长要收百分之三十的管理费！这还赚什么钱？”
沈知秋明白了。这是典型的“政策打架”——中央鼓励搞活经济，但地方执行时层层加码，或者故意设卡。1979年，这种现象很普遍。
“爹，您怎么看？”沈知秋看向父亲。
沈建国磕了磕烟袋：“李主任这个人...唉，不好说。他外甥也在搞运输，可能...”
话没说完，但意思大家都懂了。可能是故意卡沈建军，为自己人铺路。
院子里陷入沉默。夏日的蝉鸣聒噪，更添烦躁。
顾怀远突然开口：“我有个想法。”
所有人都看向他。
“既然挂靠集体企业要交高额管理费，为什么不自己成立集体企业？”顾怀远说，“比如，成立一个‘红旗公社青年运输队’，以集体名义运营，但实际是你们自己经营。”
沈建军眼睛一亮，但随即黯淡：“成立集体企业...那得要公社批准，还要有资金、有设备...”
“资金和设备你们都有。”顾怀远分析，“三辆拖拉机是现成的，司机也是本村人。关键是公社批准。”
他看向沈知秋：“知秋，你认识县里的领导吗？”
沈知秋想了想：“县委书记我不认识，但县长...我可能认识。”
她想起来了，前世上大学时，县长来学校看过她这个“省状元”，还勉励她好好学习。这一世，她还没见过县长，但可以试试。
“你是说...找县长？”沈建军吓了一跳，“咱老百姓，哪能见县长...”
“不是直接见。”沈知秋说，“我们可以写个材料，反映情况，请求支持。我是北大学生，有正当理由。”
她思路越来越清晰：“这样，我们分两步走。第一，二哥你继续跟李主任沟通，态度要好，但原则要坚持——我们手续合法就办，不合理的要求不能答应。第二，我准备材料，去县里反映情况。”
“可是...万一县里也不支持呢？”李秀兰担心。
“那就找地区，找省里。”沈知秋语气坚定，“现在国家政策是鼓励农村发展副业的，我们占理。”
顾怀远补充：“我还可以请清华的导师帮忙，给省里写封信，说明农村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看着妹妹和顾怀远一唱一和，沈建军重新燃起了希望：“那...那咱们试试？”
“不是试试，是必须做成。”沈知秋站起身，“二哥，你现在就去找那三个拖拉机司机，稳住他们，告诉他们问题能解决，让他们别接别的活儿。”
“好！”
“爹，娘，你们别担心，这事我来处理。”沈知秋安慰父母，“你们该吃饭吃饭，该休息休息。”
安排好家人，沈知秋和顾怀远回到屋里，开始准备材料。
顾怀远拿出笔记本：“我来起草给县政府的报告。要写清楚几个方面：第一，农村运输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第二，沈建军运输队的实际情况；第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第四，请求支持的具体事项。”
沈知秋点头：“我来写给省里的信。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名义，反映农村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两人伏案工作，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沈知秋写得很认真，不仅讲了自家的情况，还上升到理论高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落地难的原因，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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