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北京已是酷暑，但火车南下时，窗外的景色逐渐染上更浓的绿意。沈知秋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看着田野、村庄、山峦缓缓后退，心里充满了对深圳之行的期待。
同行的除了张明轩的学习小组五人，还有顾怀远——清华的调研小组也在同一趟列车上，两个团队决定结伴而行。
“从北京到广州要三十多个小时，大家做好吃苦的准备。”张明轩在车厢里宣布。这趟列车没有空调，只有头顶的摇头风扇吱呀作响，吹出的风都是热的。
但年轻人有的是热情。大家挤在车厢里，讨论着调研计划，分享着各自收集的资料，时间倒也不难熬。
沈知秋和顾怀远的座位相邻。白天，他们一起看资料、讨论问题；晚上，车厢熄灯后，两人就着走廊昏暗的灯光，低声交谈。
“你看这份数据，”顾怀远指着手中的材料，“深圳去年工农业总产值才1.9亿元，不到北京的百分之一。但今年上半年，引进外资已经超过一千万美元。”
“增长速度惊人。”沈知秋点头，“但基数太小，说明潜力巨大。”
顾怀远收起资料，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夜色：“我导师说，深圳可能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缩影。如果我们能看懂深圳，就能看懂中国的未来。”
沈知秋心中一动。前世她见证过深圳的崛起，但那是结果。这一世，她有机会见证过程，见证那个小渔村如何蜕变为现代化大都市。
“怀远，”她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顾怀远沉默片刻：“可能会出国深造，也可能直接参与改革实践。还没想好。你呢？”
“我想做实业。”沈知秋说得很坚定，“不是小打小闹的‘春晓’，而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产业。”
“实业救国，这个想法很好。”顾怀远眼中闪过欣赏，“但做实业需要资本、技术、人才，困难很多。”
“所以要从现在开始准备。”沈知秋微笑，“这次去深圳，我想找找机会。”
两人聊到深夜，直到乘务员来催促休息。回到各自铺位时，沈知秋看到顾怀远细心地把靠窗的位置让给了一位带孩子的妇女——他自己则坐在过道的小凳上，就着灯光继续看书。
这个细节让沈知秋心里一暖。前世她认识的顾怀远是商场精英，雷厉风行，但也冷酷理性。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有着同样的智慧和远见，却多了份人情味。
也许，这一世的相遇，真的会不一样。
第三天清晨，火车抵达广州站。一出车厢，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南方特有的植物气息。一行人转乘长途汽车，颠簸了四个小时，终于在七月十七日下午，踏上了深圳的土地。
1979年的深圳，还只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汽车站简陋破旧，街道狭窄，两旁多是低矮的平房。但仔细看，已经能看到变化的痕迹：新建的工地，挂着粤港牌照的货车，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年轻人...
“这里就是深圳？”学习小组里有人失望，“还不如我们县城呢。”
张明轩却眼睛发亮：“你们看那边——”他指着远处，“那是正在建设的深圳水库。还有那边，是罗湖口岸，听说要扩建。”
顾怀远也说：“不要只看表面。这里离香港最近，政策最灵活，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试验田开始的时候，总是看起来不起眼的。”
他们在深圳中学的招待所住下——这是当时为数不多能接待外来人员的住所。房间简陋，八人间，上下铺，但还算干净。
安顿好后，张明轩召集开会：“明天开始正式调研。我们分三组：一组去蛇口工业区，一组去罗湖口岸，一组在市区走访。每组都要详细记录，晚上回来分享。”
沈知秋和顾怀远分到了一组，负责市区走访。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北大经济系的一个男生李伟。
七月十八日，调研正式开始。
走在深圳的街道上，沈知秋用笔记录着所见所闻：小商店里开始出现香港来的商品——电子表、录音机、尼龙袜；路边有农民摆摊卖自家种的荔枝、龙眼；偶尔能看到穿着西装的香港商人，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跟当地人讨价还价...
最让沈知秋印象深刻的是人们的眼神。不同于内地普遍的小心翼翼，这里的很多人眼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光芒，那是看到机会、想要改变现状的渴望。
中午，三人在一家小餐馆吃饭。老板娘四十多岁，很健谈：“你们是大学生？来调研？好啊，多看看，我们深圳现在一天一个样！”
“大姐，您觉得变化大吗？”沈知秋问。
“大！怎么不大！”老板娘一边炒菜一边说，“去年这时候，街上哪有什么生意？现在你看看，卖啥的都有！我这个小店，一个月能赚以前半年的钱！”
顾怀远问：“政策上有什么支持吗？”
“有啊！”老板娘压低声音，“现在允许个体经营了，我这就是领了执照的。就是手续还有点麻烦，要跑好几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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