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十,傍晚。
沈家小院里,沈建国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李秀兰在灶房忙活,锅铲碰撞的声音格外清晰。沈卫国在编最后一个竹篮,手指被竹篾划破了也不觉。沈建军在数鸡蛋——这几天他跑了八个村子,收了一百三十六个鸡蛋,用麦秸仔细地垫在筐里。
沈知秋坐在堂屋的煤油灯下,面前摊着几张稿纸。她在给省报写第三篇文章,题目暂定《农村家庭副业的现状与思考》。笔尖沙沙作响,但她的心思并不完全在稿子上。
她在等。
等那三百块钱。
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只剩一抹暗红的余晖。按照三天前的约定,腊月初七太阳落山前,沈建业必须把钱送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沈建国抽完一锅烟,在门槛上磕了磕烟灰,站起身:“我出去看看。”
“爹,别去。”沈知秋放下笔,“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求也求不来。”
话音刚落,院门口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沈建业来了,身后跟着沈国富。两人都空着手,没拿东西。
沈建军立刻站起来,握紧了手里的扁担。沈卫国也放下竹篮,站起身。
沈建国迎上去:“大哥……”
沈建业没理他,径直走进院子,目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堂屋门口的沈知秋身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扔在院子中央的地上。
布包落地,发出沉闷的响声。
“三百。”沈建业的声音嘶哑,“一分不少。你数数。”
沈知秋没动。她看着地上的布包,又看看沈建业,脸上没什么表情。
沈建业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又补了一句:“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两清。河滩地开春你们收回去,以后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沈知秋这才站起身,走到院子中央,弯腰捡起布包。她没数,直接递给身后的李秀兰:“娘,您收着。”
然后她看向沈建业:“大伯,钱我们收了。地开春我们收回。至于两清不清……”她顿了顿,“只要您不再找我们麻烦,我们自然不会惹事。”
这话说得留有余地。
沈建业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沈国富跟在后面,走到院门口时,回头看了沈知秋一眼,眼神复杂。
两人消失在暮色中。
院子里安静下来。
李秀兰颤抖着手打开布包,里面是三沓钱——十元一张的,三十张,整整齐齐。她数了一遍,又数一遍,眼泪掉下来:“三……三百……真的是三百……”
沈建国蹲下身,抱住头,肩膀微微颤抖。
沈卫国和沈建军相视一笑,眼里都有光。
沈知秋却没什么喜悦的表情。她走回堂屋,重新坐下,拿起笔继续写稿子。
“知秋,你……”沈建军走进来,“你不高兴?”
“高兴。”沈知秋头也不抬,“但三百块钱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她说的没错。
但对沈家其他人来说,这三百块钱,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从沈建业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第一次,挺直腰杆,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这意义,远大于三百块钱本身。
当晚,沈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饭——腊肉炒白菜,蒸鸡蛋羹,还有李秀兰特意烙的白面饼。
饭桌上,沈建国喝了口酒——那是沈建军用鸡蛋换的半斤散酒。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今天……今天是个好日子。”
李秀兰不停地给儿女夹菜:“多吃点,多吃点。”
铁蛋和小花啃着白面饼,笑得眼睛弯弯。
沈知秋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洋洋的。前世,这样的温馨时刻太少太少。这一世,她要让这样的时刻,成为常态。
饭后,沈知秋把三百块钱拿出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分配。
“一百块,存起来做应急。”她把一沓钱推给李秀兰,“娘,您收好,谁要都不给。”
李秀兰郑重地点头。
“五十块,给大哥。”沈知秋又拿出一沓,“大哥去省城上学,要置办铺盖、脸盆、暖壶,还要留点生活费。”
沈卫国想推辞,被沈知秋按住:“大哥,别推。这是你应得的。”
“三十块,给二哥。”沈知秋拿出第三沓,“二哥的商业学校虽然补贴多,但也要有点钱防身。而且,你做小生意需要本钱。”
沈建军接过钱,眼睛亮晶晶的。
“二十块,给三哥。”沈知秋看向沈建设,“三哥如果政审通过要去部队,也需要置办点东西。部队虽然管吃管住,但有点钱在身上,总是好的。”
沈建设憨厚地笑了:“我不用,给妹妹吧。”
“我还有。”沈知秋说,“剩下的钱,留给我去北京的路费,还有家里日常开销。”
她分完钱,看着家人:“这只是开始。等开春河滩地收回来,咱们好好种,一年能多收不少粮食。二哥的小生意做起来,也能挣点钱。等我们都上了学,毕了业,工作了,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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