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三,距离沈知秋给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
沈家沟的清晨被浓雾笼罩,十步之外不见人影。沈知秋起得很早,她站在院门口,看着白茫茫的雾气,像在看一盘等待落子的棋局。
“都准备好了?”沈建军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几天跑遍附近五个村子收来的鸡蛋——一共八十七个,用麦秸仔细垫着。
沈知秋点点头:“二哥,鸡蛋你先收好。今天的关键不在这个。”
“我知道。”沈建军压低声音,“王富贵爷爷、赵老栓叔、李老根爷,我都私下打过招呼了。他们答应今天会去大队部。”
“村支书和大队长呢?”
“支书去公社开会了,要下午才回来。大队长在家,我昨天送去了两斤红糖,说是感谢他这些年对咱们家的照顾。”沈建军嘴角勾起一丝笑,“他没要红糖,但说了句话:‘沈家的事,大队会公正处理’。”
沈知秋眼里闪过光。很好,第一步棋走对了。
大队长赵满仓是个明白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沈家出了四个可能的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全县第一。他不可能为了沈建业,得罪一个即将飞黄腾达的家庭——更何况,沈建业这些年仗着在公社有点关系,在村里没少得罪人。
“爹和娘呢?”沈知秋问。
“爹一早就去请人了。”沈建军说,“按你说的,请了村里三个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十岁的陈太公,他是村里唯一见过光绪年秀才的人;七十五岁的王会计,六二年分地时他就是会计,账目最清楚;还有李木匠,他爹当年是土改积极分子,家里还存着当年的土地证样板。”
沈知秋露出满意的神色。这三个老人,是她在记忆库里精心筛选的。陈太公年纪最大,说话最有分量;王会计管过账,对数字敏感;李木匠耿直,最看不惯不公平的事。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人,都和沈建业没什么交情,甚至有些过节——陈太公的孙子当年想进农机站,被沈建业卡了;王会计的儿子和沈国富打过架;李木匠则一直看不惯沈建业家显摆的样子。
“大哥呢?”
“大哥在编最后一个竹篮。”沈建军说,“他说今天要带着去,让大伙看看,沈家是靠手艺吃饭的,不是靠占别人便宜。”
沈知秋笑了。大哥这个老实人,也开始懂得用行动说话了。
“你准备得怎么样?”沈建军看着她手里的布包。
沈知秋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样东西:一本手抄的《农村土地政策汇编》——她根据前世记忆整理的;几张泛黄的纸,是她在档案室找到的分地记录复印件;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这些天做的调查笔记,包括大伯家这些年盖房、买车的具体时间,以及村里人的证言记录。
最下面,是一份用毛笔工整抄写的“申诉书”。
“这东西,”沈知秋拿起申诉书,“希望今天用不上。”
“用不上最好。”沈建军说,“但如果要用,咱们也不怕。”
两人正说着,沈建国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位老人。
陈太公拄着拐杖,须发皆白,但眼睛很亮。王会计背着手,一副老知识分子的模样。李木匠则大步流星,嗓门洪亮:“建国啊,你闺女真说今天能把事情说清楚?”
“李爷爷,您放心。”沈知秋迎上去,挨个打招呼,“陈太公,王爷爷,李爷爷,麻烦你们跑这一趟。实在是因为这事关系到我们沈家的根本,也关系到咱们村的公道,不得不请你们这些长辈做主。”
话说得漂亮,三个老人的脸色都好看了些。
“闺女,”陈太公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爹把事情大概说了。六二年分地的事,我还记得。那年我五十四岁,是村里的评议委员。”
沈知秋心里一喜,面上却恭敬道:“那太好了!有您老作证,事情就清楚了一半。”
“先进屋说吧。”李秀兰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热茶,“外头冷,进屋暖暖。”
一行人进了堂屋。屋里已经收拾干净,长凳摆好,煤油灯点着——虽然天亮了,但雾大,屋里还是暗。
众人坐下后,沈知秋没有急着说地的事,而是先让沈建军把收来的鸡蛋拿出来。
“各位爷爷,这是我们这几天收的鸡蛋。”沈知秋说,“我二哥跑了五个村子,按比供销社高一分钱的价格收的。我们打算做成茶叶蛋,过年时去集市上卖。”
王会计拿起一个鸡蛋看了看:“品相不错。你们这是要做小买卖?”
“没办法。”沈知秋苦笑,“家里四个孩子要上学,光靠种地那点收入,连路费都凑不齐。我们想着,能挣一点是一点。”
这话说得实在,三个老人都点头。
李木匠直接说:“这是正路!靠自己的手艺和本事吃饭,不丢人!比那些占别人便宜的人强多了!”
这话明显有所指,屋里气氛微妙起来。
沈知秋顺势接话:“说到占便宜……李爷爷,各位长辈,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请你们帮忙评评理,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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