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三，距离沈知秋给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
沈家沟的清晨被浓雾笼罩，十步之外不见人影。沈知秋起得很早，她站在院门口，看着白茫茫的雾气，像在看一盘等待落子的棋局。
“都准备好了？”沈建军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几天跑遍附近五个村子收来的鸡蛋——一共八十七个，用麦秸仔细垫着。
沈知秋点点头：“二哥，鸡蛋你先收好。今天的关键不在这个。”
“我知道。”沈建军压低声音，“王富贵爷爷、赵老栓叔、李老根爷，我都私下打过招呼了。他们答应今天会去大队部。”
“村支书和大队长呢？”
“支书去公社开会了，要下午才回来。大队长在家，我昨天送去了两斤红糖，说是感谢他这些年对咱们家的照顾。”沈建军嘴角勾起一丝笑，“他没要红糖，但说了句话：‘沈家的事，大队会公正处理’。”
沈知秋眼里闪过光。很好，第一步棋走对了。
大队长赵满仓是个明白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沈家出了四个可能的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全县第一。他不可能为了沈建业，得罪一个即将飞黄腾达的家庭——更何况，沈建业这些年仗着在公社有点关系，在村里没少得罪人。
“爹和娘呢？”沈知秋问。
“爹一早就去请人了。”沈建军说，“按你说的，请了村里三个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十岁的陈太公，他是村里唯一见过光绪年秀才的人；七十五岁的王会计，六二年分地时他就是会计，账目最清楚；还有李木匠，他爹当年是土改积极分子，家里还存着当年的土地证样板。”
沈知秋露出满意的神色。这三个老人，是她在记忆库里精心筛选的。陈太公年纪最大，说话最有分量；王会计管过账，对数字敏感；李木匠耿直，最看不惯不公平的事。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人，都和沈建业没什么交情，甚至有些过节——陈太公的孙子当年想进农机站，被沈建业卡了；王会计的儿子和沈国富打过架；李木匠则一直看不惯沈建业家显摆的样子。
“大哥呢？”
“大哥在编最后一个竹篮。”沈建军说，“他说今天要带着去，让大伙看看，沈家是靠手艺吃饭的，不是靠占别人便宜。”
沈知秋笑了。大哥这个老实人，也开始懂得用行动说话了。
“你准备得怎么样？”沈建军看着她手里的布包。
沈知秋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样东西：一本手抄的《农村土地政策汇编》——她根据前世记忆整理的；几张泛黄的纸，是她在档案室找到的分地记录复印件；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这些天做的调查笔记，包括大伯家这些年盖房、买车的具体时间，以及村里人的证言记录。
最下面，是一份用毛笔工整抄写的“申诉书”。
“这东西，”沈知秋拿起申诉书，“希望今天用不上。”
“用不上最好。”沈建军说，“但如果要用，咱们也不怕。”
两人正说着，沈建国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位老人。
陈太公拄着拐杖，须发皆白，但眼睛很亮。王会计背着手，一副老知识分子的模样。李木匠则大步流星，嗓门洪亮：“建国啊，你闺女真说今天能把事情说清楚？”
“李爷爷，您放心。”沈知秋迎上去，挨个打招呼，“陈太公，王爷爷，李爷爷，麻烦你们跑这一趟。实在是因为这事关系到我们沈家的根本，也关系到咱们村的公道，不得不请你们这些长辈做主。”
话说得漂亮，三个老人的脸色都好看了些。
“闺女，”陈太公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爹把事情大概说了。六二年分地的事，我还记得。那年我五十四岁，是村里的评议委员。”
沈知秋心里一喜，面上却恭敬道：“那太好了！有您老作证，事情就清楚了一半。”
“先进屋说吧。”李秀兰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热茶，“外头冷，进屋暖暖。”
一行人进了堂屋。屋里已经收拾干净，长凳摆好，煤油灯点着——虽然天亮了，但雾大，屋里还是暗。
众人坐下后，沈知秋没有急着说地的事，而是先让沈建军把收来的鸡蛋拿出来。
“各位爷爷，这是我们这几天收的鸡蛋。”沈知秋说，“我二哥跑了五个村子，按比供销社高一分钱的价格收的。我们打算做成茶叶蛋，过年时去集市上卖。”
王会计拿起一个鸡蛋看了看：“品相不错。你们这是要做小买卖？”
“没办法。”沈知秋苦笑，“家里四个孩子要上学，光靠种地那点收入，连路费都凑不齐。我们想着，能挣一点是一点。”
这话说得实在，三个老人都点头。
李木匠直接说：“这是正路！靠自己的手艺和本事吃饭，不丢人！比那些占别人便宜的人强多了！”
这话明显有所指，屋里气氛微妙起来。
沈知秋顺势接话：“说到占便宜……李爷爷，各位长辈，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请你们帮忙评评理，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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