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距离高考成绩公布已过去三天，沈家沟仍沉浸在沈家四兄妹全数过线的震撼中。
可沈家院子里，气氛却有些凝重。
煤油灯下，沈知秋铺开一张白纸，用顾怀远送的那支银笔仔细算账。沈建国、李秀兰、沈卫国夫妇围坐在桌边，连六岁的铁蛋和小花都察觉到大人脸上的愁容，安静地坐在门槛上叠纸玩。
“爹，娘，大哥大嫂。”沈知秋放下笔，声音清晰，“我们先算好消息。”
她将纸转向家人：“郑局长个人资助五十元，这是确定的。按照往年师范类院校的标准，大哥如果被省师范录取，学费全免，每月还有十八元五角的伙食补贴——基本够吃饭了。”
沈卫国松了口气，憨厚的脸上露出笑容。
“二哥的商业学校属于中专，学费也不高，大概一学期二十元左右，也有生活补贴。”沈知秋继续说，“三哥如果顺利入伍，部队管吃管住，还会发津贴。”
李秀兰忍不住插话：“那……你呢？知秋，你是要去北京啊！”
屋里静了一瞬。
沈知秋顿了顿，声音依然平稳：“北京大学是重点大学，学费全免，每月有二十二元助学金。如果节俭些，吃饭够了。”
“可路费呢？”一直沉默的沈建国忽然开口，粗糙的手指摩挲着桌沿，“从咱这儿到北京，火车票得多少钱？还有铺盖、脸盆、暖壶……去了大城市，总不能穿这身补丁衣服。”
他说的很慢，每个字都像石头压在心上。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生第一次为儿女要“远行”而计算，算的却是自己无力承担的数目。
沈知秋心里一酸。前世的父亲也是这样，在她执意嫁给赵志刚、要求家里凑“体面嫁妆”时，默默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天不亮就走去县城卖血——这事她很多年后才知道。
“爹，”她深吸一口气，把情绪压下去，“路费我算过，硬座学生票大概十五元。行李家里可以凑，衣服……”她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棉袄，“这件就很好，干净整洁。”
“不行！”李秀兰突然站起来，眼眶红了，“我闺女考了全县第一，去北京上大学，怎么能穿这样的衣裳！村里人怎么看？同学老师怎么看？”她转身翻箱倒柜，拿出一个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张钞票，“这是这些年攒的，一共……二十三块八毛。”
沈知秋认得那个蓝布包。前世，母亲就是用这个包，把她和赵志刚结婚时收的、本该留给哥哥们娶媳妇的礼金，全部塞给了她。而她自己，直到去世都穿着那件袖口磨破的旧棉袄。
“娘，这钱不能动。”沈知秋语气坚决，“家里总要留点应急的钱。大哥大嫂还有两个孩子要养，铁蛋明年该上学了，学费课本费都是开销。”
王桂芬赶紧摆手：“妹子，你的前程要紧！铁蛋晚一年上学不打紧……”
“大嫂。”沈知秋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常年劳作粗糙开裂，“铁蛋和小花必须按时上学。咱们这一代人靠高考改变命运，下一代人，要从基础教育就开始追赶。”
她环视家人，灯光下每张脸上都写着“为难”二字。这种表情她太熟悉了——前世的沈家，永远在为钱发愁，永远在“拆东墙补西墙”，永远在亲戚的盘剥和自己的忍让中越陷越深。
一个念头突然刺入脑海。
像闪电划破夜空。
“爹，”沈知秋的声音变了，变得异常冷静，“咱家自留地，现在是谁在种？”
沈建国一愣：“自留地？不就那三分地吗？一直在种啊，你娘种点菜……”
“不，我是说真正的自留地。”沈知秋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张泛黄的“沈家沟生产队土地分配图”前，手指点在一个位置，“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时候分的，靠河滩那一亩二分好地。按政策，那地应该永远归咱家使用。”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沈建国的脸色变了，李秀兰的手开始发抖，沈卫国猛地抬起头。
“那地……”沈建国嗓子发干，“你大伯家……说他们家劳力多，先帮着种，收成了分咱家一些……”
“分了多少？”沈知秋转身，目光如炬，“爹，您仔细想想，从一九六五年大伯说‘帮着种’开始，十三年了，他们家给过咱家几斤粮？几块钱？”
李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头两年还给点玉米……后来就说收成不好，再后来……再后来就说那地本来就是队里临时分的，不算数了……”
“怎么不算数！”沈知秋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地上，“一九六二年的分地记录，大队档案室一定有存根。自留地政策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来没有正式文件说收回。更何况——”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冬夜寒风灌进来，却吹不散她胸中翻涌的怒意。
“更何况，大伯家靠着那一亩二分好地，这些年盖起了三间新瓦房，给堂哥娶了媳妇，还买了自行车。”沈知秋每个字都像淬了冰，“而咱们家，七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铁蛋和小花睡的是木板搭的床，三哥想参军都怕体检时因为营养不良被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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