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距离高考成绩公布已过去三天,沈家沟仍沉浸在沈家四兄妹全数过线的震撼中。
可沈家院子里,气氛却有些凝重。
煤油灯下,沈知秋铺开一张白纸,用顾怀远送的那支银笔仔细算账。沈建国、李秀兰、沈卫国夫妇围坐在桌边,连六岁的铁蛋和小花都察觉到大人脸上的愁容,安静地坐在门槛上叠纸玩。
“爹,娘,大哥大嫂。”沈知秋放下笔,声音清晰,“我们先算好消息。”
她将纸转向家人:“郑局长个人资助五十元,这是确定的。按照往年师范类院校的标准,大哥如果被省师范录取,学费全免,每月还有十八元五角的伙食补贴——基本够吃饭了。”
沈卫国松了口气,憨厚的脸上露出笑容。
“二哥的商业学校属于中专,学费也不高,大概一学期二十元左右,也有生活补贴。”沈知秋继续说,“三哥如果顺利入伍,部队管吃管住,还会发津贴。”
李秀兰忍不住插话:“那……你呢?知秋,你是要去北京啊!”
屋里静了一瞬。
沈知秋顿了顿,声音依然平稳:“北京大学是重点大学,学费全免,每月有二十二元助学金。如果节俭些,吃饭够了。”
“可路费呢?”一直沉默的沈建国忽然开口,粗糙的手指摩挲着桌沿,“从咱这儿到北京,火车票得多少钱?还有铺盖、脸盆、暖壶……去了大城市,总不能穿这身补丁衣服。”
他说的很慢,每个字都像石头压在心上。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生第一次为儿女要“远行”而计算,算的却是自己无力承担的数目。
沈知秋心里一酸。前世的父亲也是这样,在她执意嫁给赵志刚、要求家里凑“体面嫁妆”时,默默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天不亮就走去县城卖血——这事她很多年后才知道。
“爹,”她深吸一口气,把情绪压下去,“路费我算过,硬座学生票大概十五元。行李家里可以凑,衣服……”她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棉袄,“这件就很好,干净整洁。”
“不行!”李秀兰突然站起来,眼眶红了,“我闺女考了全县第一,去北京上大学,怎么能穿这样的衣裳!村里人怎么看?同学老师怎么看?”她转身翻箱倒柜,拿出一个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张钞票,“这是这些年攒的,一共……二十三块八毛。”
沈知秋认得那个蓝布包。前世,母亲就是用这个包,把她和赵志刚结婚时收的、本该留给哥哥们娶媳妇的礼金,全部塞给了她。而她自己,直到去世都穿着那件袖口磨破的旧棉袄。
“娘,这钱不能动。”沈知秋语气坚决,“家里总要留点应急的钱。大哥大嫂还有两个孩子要养,铁蛋明年该上学了,学费课本费都是开销。”
王桂芬赶紧摆手:“妹子,你的前程要紧!铁蛋晚一年上学不打紧……”
“大嫂。”沈知秋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常年劳作粗糙开裂,“铁蛋和小花必须按时上学。咱们这一代人靠高考改变命运,下一代人,要从基础教育就开始追赶。”
她环视家人,灯光下每张脸上都写着“为难”二字。这种表情她太熟悉了——前世的沈家,永远在为钱发愁,永远在“拆东墙补西墙”,永远在亲戚的盘剥和自己的忍让中越陷越深。
一个念头突然刺入脑海。
像闪电划破夜空。
“爹,”沈知秋的声音变了,变得异常冷静,“咱家自留地,现在是谁在种?”
沈建国一愣:“自留地?不就那三分地吗?一直在种啊,你娘种点菜……”
“不,我是说真正的自留地。”沈知秋站起身,走到墙边挂着的那张泛黄的“沈家沟生产队土地分配图”前,手指点在一个位置,“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时候分的,靠河滩那一亩二分好地。按政策,那地应该永远归咱家使用。”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沈建国的脸色变了,李秀兰的手开始发抖,沈卫国猛地抬起头。
“那地……”沈建国嗓子发干,“你大伯家……说他们家劳力多,先帮着种,收成了分咱家一些……”
“分了多少?”沈知秋转身,目光如炬,“爹,您仔细想想,从一九六五年大伯说‘帮着种’开始,十三年了,他们家给过咱家几斤粮?几块钱?”
李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头两年还给点玉米……后来就说收成不好,再后来……再后来就说那地本来就是队里临时分的,不算数了……”
“怎么不算数!”沈知秋声音不高,却字字砸在地上,“一九六二年的分地记录,大队档案室一定有存根。自留地政策虽然几经波折,但从来没有正式文件说收回。更何况——”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冬夜寒风灌进来,却吹不散她胸中翻涌的怒意。
“更何况,大伯家靠着那一亩二分好地,这些年盖起了三间新瓦房,给堂哥娶了媳妇,还买了自行车。”沈知秋每个字都像淬了冰,“而咱们家,七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铁蛋和小花睡的是木板搭的床,三哥想参军都怕体检时因为营养不良被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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