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的最后一场雪，在二月头的某个午后，悄然化尽。屋檐下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淌着水，在向阳的墙根处汇成一小片泥泞。风依旧冷，但吹在脸上，已没了腊月里那种刀割似的凛冽，反而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湿润的土腥气。田野里，厚厚的雪被褪去，露出底下蛰伏了一冬的、灰黄而板结的土地，像一头巨兽缓缓舒展着僵硬的脊背。
惊蛰未至，但春的气息，已如同解冻的溪流，在这片黄土塬的沟壑皱褶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
沈家庄的年味儿，随着正月十五最后一挂鞭炮的硝烟散尽，也渐渐淡了。人们脱下过年才舍得穿的新衣（其实多半是补丁少些的旧衣），重新换上满是尘土的棉袄，扛起闲置了一冬的农具，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村口老槐树下、生产队的场院上，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春耕，语气里带着惯常的、对年景的担忧和希冀混杂的复杂情绪。
然而，今年的话题，似乎比往年多了些不一样的成分。
“听说了吗？公社这几天连着开会，周支书都去两回了！”
“开啥会？还不是老一套，布置春耕任务呗。”
“不像。我表侄在公社当通信员，他说这回开会，气氛不一样，发的文件老厚一摞，上面来的干部讲话也……也好像有新词儿。”
“啥新词儿？”
“啥‘自主权’啦，‘搞活经济’啦，我也学不来。反正听着，像是要有点变化……”
变化。这个词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虽然微弱，却足以让习惯了按部就班生活的人们，心里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躁动和期待。
沈知秋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这种微妙的变化。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仅仅是传闻。历史的车轮，正以无可阻挡之势，碾过1978年的年关，驶向1979年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春天。那些在广播里若隐若现的词汇，即将变成白纸黑字的文件，变成可以触摸、可以遵循的政策。
她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更加专注地投入眼前的工作。推广小组的示范户们经过一个冬天的学习和准备，堆肥坑里腐熟的肥料黑黝黝、松软软，散发着肥沃的气息。她挨家挨户地查看，指导他们根据自家地块的土质和计划种植的作物，确定施肥量和方式。同时，她也将张技术员给的紫云英种子，分发给有条件试种的赵春花家和老孙头家，详细讲解种植要点。她的沉稳和有条不紊，像定心丸，让原本有些忐忑的示范户们踏实下来。
这天下午，沈知秋刚从河边陈寡妇家查看她利用院墙边空地搞的小型堆肥回来，远远就看见周支书背着手，从公社方向大步流星地走回来，脸色是少见的严肃，眉头紧锁，但眼神深处却跳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光亮。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大队部。
很快，大队部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被敲响了，声音急促而响亮，在初春清冷的空气中传得很远。紧接着，大喇叭里传来周支书略带沙哑但异常清晰的声音：“全体社员注意！全体社员注意！各生产队队长、副队长、记分员、民兵连长，还有大队全体党员、团员，马上到大队部开会！有重要文件传达！重复一遍，马上到大队部开会！”
重要文件！所有人心里都是一凛。这种阵势，近年来少有。
沈知秋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她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
她回到家，沈建国和沈卫国也刚从地里回来，正在拍打身上的尘土。沈建军在副业组还没回。李秀兰和王桂芬从灶房探出头，脸上带着担忧。
“爹，大哥，大队叫开会，你们快去。”沈知秋说。
沈建国点点头，没说什么，拿起挂在墙上的旧棉帽戴上。沈卫国也跟上。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
大队部里很快挤满了人。烟雾缭绕，咳嗽声、低语声不断。人们的神情各异，有茫然的，有好奇的，也有少数像周支书一样，面色严肃中透着紧张的。
周支书站在前面一张破旧的条桌后，面前摊开着几份文件。他清了清嗓子，环视了一圈，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
“同志们，社员们！”周支书的声音不高，但异常郑重，“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传达公社紧急会议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地委新近下发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关系到咱们农村今后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想！”
他拿起一份文件，开始念。文件很长，很多书面化的语言，台下大多数人听得云里雾里，但几个关键性的词句，还是像惊雷一样，反复炸响在每个人的耳边：
“……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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