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尚未散尽，沈家院里的鸡已经叫了三遍。往日这个时候，沈建国早就扛着农具下地，沈建设也多半在院子里“嘿哈”地练着那套军体拳。可今天，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李秀兰在灶房拉着风箱的呼啦声，显得有些沉闷。
沈知秋推开房门，清冷的空气让她精神一振。她看到三哥沈建设正坐在堂屋门槛上，低着头，用一块旧布反复擦拭着一把锄头，动作缓慢而用力，仿佛要将所有的憋闷和不甘都揉进那光亮的锄头刃里。晨光勾勒出他紧绷的下颌线和紧抿的嘴唇。
她没有立刻过去说话，而是先去灶房帮母亲准备早饭。李秀兰眼睛还有些红肿，看到女儿进来，勉强笑了笑，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火光映着她愁苦的脸。
“娘，”沈知秋接过母亲手里的水瓢，轻声说，“昨晚周支书的话，您也听到了。三哥的事，还没到绝路。咱们自己不能先乱了阵脚。”
李秀兰点点头，叹了口气：“我知道，秋丫头。就是……就是心里堵得慌。你三哥盼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练身体，到头来……”她抹了下眼角，“那些人，心咋就那么毒呢？”
“因为他们怕了。”沈知秋声音平静，却带着冷意，“他们怕咱们家好起来，怕三哥真有出息，更怕咱们不再是被他们随意拿捏的软柿子。所以，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要稳住。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不是过给他们看的。”
早饭是简单的玉米糊糊和昨晚剩下的窝头。饭桌上气氛依旧凝重。沈建国闷头喝糊糊，沈卫国和沈建军也吃得沉默。沈建设依旧坐在门槛上，没进来吃饭的意思。
“三儿，”沈建国终于开口，声音干涩，“饭得吃。天塌不下来。”
沈建设顿了顿，最终还是放下锄头，默默走进来，端起自己的碗。他吃得很快，几乎没怎么咀嚼，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吃完饭，沈知秋放下碗筷，目光扫过家人，开口道：“爹，娘，大哥，二哥，三哥。周支书说得对，现在咱们有两件事必须立刻做。第一，自留地的事，必须做个彻底了断，不能再留任何话柄。第二，咱们家的经济情况，要弄得更加清清楚楚，让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
沈建国抬起头：“自留地……还能怎么了断？上次不是量清楚了吗？”
“量清楚了，但大伯家心里不服，这就是‘争议’的由头。”沈知秋冷静分析，“咱们得让他们服，至少在明面上，在村里人眼里，这事得彻底翻篇，再也不能拿来作文章。”
“怎么让他们服？”沈建军问，“他们那德行，能服吗？”
“他们服不服是他们的事，但咱们的态度和行动要做到位。”沈知秋早已想好，“今天，爹，您带着大哥和三哥，去大队部，正式请周支书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比如张技术员，或者村西头的老秀才公）做个见证，把自留地的边界，按照大队底账，再仔仔细细、当众丈量一次，然后立个简单的字据，写明四至边界，双方（如果大伯家愿意）或者至少咱们家单方面，签字按手印，再请见证人也签字。这个字据，一式三份，咱们家留一份，交大队存档一份。”
她顿了顿：“如果大伯家不肯来，或者来了不签字，那更好。正好说明他们无理取闹，不是咱们家不愿了结。咱们家单方面立据，请大队见证存档，也表明咱们家从此与那块地的旧纠纷彻底切割，以后谁再拿这个说事，就是胡搅蛮缠。”
这个做法，既表明了彻底解决问题的诚意，又占据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无论大伯家如何反应，沈家都能进退有据。
沈建国琢磨了一下，觉得可行。他虽然老实，但也知道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行，就按秋丫头说的办。”
“第二件事，”沈知秋继续道，“是关于咱们家的收入。试验田多收的花生绿豆，卖给公社食堂，有老崔开的正式单据。二哥在副业组编筐，挣的是工分和年底分红，大队有记录。这些都没问题。但还不够。”
她看向沈建军：“二哥，你回头把咱们家今年所有现金收入的来源、时间、经手人、用途，列个简单的账本。卖黄鳝的钱（虽然停了，但以前有过），卖西瓜的钱，卖花生绿豆的钱，哪怕是卖鸡蛋换的盐钱，都记上。每一笔，尽量找到旁证或者单据。账目要公开，可以让周支书、张技术员，甚至愿意看的邻居查看。咱们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沈家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没有一分是不明不白的！”
“另外，”她又看向沈建设，“三哥，这段时间，除了生产队的活，你多参加大队的集体活动，修路、挖渠、帮军烈属干活，都积极点。工分要挣，名声也要挣。让大家看到，你沈建设是个踏实肯干、乐于助人、思想进步的好青年，绝不是什么‘社会关系复杂’的问题青年。”
沈知秋的安排条理清晰，既针对眼前的“争议”，又着眼于长远的名声建设。家人们听得连连点头，心里的迷茫和慌乱渐渐被一种具体可行的目标感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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