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的阴云散去，沈家庄恢复了夏日的沉闷与忙碌。田里的玉米蹿得老高，绿油油的叶子在热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片不安的海洋。蝉在树上嘶鸣，不知疲倦，叫得人心头发燥。
沈家院子里的气氛，却比往日多了几分活泛。铁蛋和小花彻底好了，虽然还是瘦，但小脸上有了血色，眼睛里也有了孩童该有的亮光。沈知秋坚持的卫生习惯——喝开水、勤洗手、碗筷定期用开水烫——成了沈家的新规矩。一开始觉得麻烦，但看到效果，连最心疼柴火的李秀兰也不再说什么。
更让沈家人腰杆微挺的，是村里人态度的微妙变化。井台边、村口老槐树下，再没人用那种“沈家好欺负”的调侃语气说话。取而代之的是客气，甚至是一点不易察觉的尊重。“秋丫头她娘，下工啦？”“建国叔，吃了没？”简单的招呼里，少了以往的轻慢。
沈知秋知道，这份尊重还很脆弱，是建立在“有用”和“救了孩子”的基础上的。要想真正站稳，还需要更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财富，比如，明晰且不容侵犯的权益。
而权益的第一仗，就在那三分自留地上。
沈家的自留地在村东头，挨着一片小土坡，总共七分地。在集体生产队制度下，这是社员唯一可以自主经营的一小块土地，是全家菜篮子和零花钱的重要来源。沈家这七分地，两分种了时令蔬菜，两分种了红薯，剩下三分，沈知秋坚持让父亲种了耐旱又值点钱的花生。
问题就出在这三分花生地上。
花生地靠北的边缘，与一片荒坡交界。荒坡是大集体地，没人正经种东西，只长些稀疏的蒿草。但不知从哪一年起，沈知秋的大伯沈建国家，开始“顺理成章”地将荒坡靠近沈家花生地的那一小条，拢了拢土，种上了几垄南瓜。
一开始只是一小条，沈家人没在意。乡里乡亲，又是亲兄弟，蹭点边角地种几棵南瓜，算不得什么。沈建国甚至觉得大哥家人口多，粮食紧，能多点收成也好。
可人心不足。一年年过去，那条南瓜垄像会自己生长一样，缓慢而坚定地向沈家的花生地侵蚀。垄沟一年年往外挪一点，南瓜秧子长得霸道，藤蔓伸过来，不仅遮了花生苗的阳光，根系也抢夺着本就不算丰沛的水分和养分。
到沈知秋重生回来的这个夏天，沈家被实际侵占的土地，已有将近三分。三分地，听起来不多，但在按厘算收益的自留地上，意味着沈家每年少收二三十斤花生。换成钱，就是好几块。在一年到头见不到几张票子的农家，这不是小数。
前世，沈知秋从未关心过这些。她眼里只有镇上的百货商店和赵志刚的白衬衫，觉得家里这点泥巴里的营生寒酸又丢人。直到后来家破人亡，她才在无尽的悔恨中想起许多细节，包括大伯家年复一年、得寸进尺的侵占。
这一世，她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这不光是三分地的问题，这是一种姿态。如果连自家明确的自留地都守不住，又怎么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争、去抢？
但她知道，不能硬来。父亲沈建国心里那点对“兄长”的敬畏和对“撕破脸”的恐惧，是一道坎。必须让他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对方的贪婪和无耻，才能下决心。
机会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到来。
沈知秋正在院子里晾晒洗净的衣物，三哥沈建设扛着锄头，满身大汗地走进来。他刚下工，脸上的土被汗水冲出一道道沟壑，眼神却亮得灼人，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气。
“三哥，咋了？”沈知秋放下手里的衣服，递过一碗晾凉的开水。
沈建设接过碗，咕咚咕咚灌下去，抹了把嘴，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火气：“我刚才从咱家花生地那边过，看见沈富农那小子，在咱家地头晃悠，鬼鬼祟祟的。”
沈富农，大伯家的小儿子，今天订婚的主角，也是前世帮着赵志刚坑骗沈家的一员。
“他干啥？”沈知秋眼神一凝。
“我离得远，没看清，但他手里好像拎着个篮子。”沈建设把碗往灶台上一顿，“准没好事！我敢打赌，是看咱家花生地里那几垄早熟的番茄红了，想偷！”
沈家花生地边上，沈知秋特意让爹沿着田埂点了几棵番茄，用树枝搭了简易的架子。这几日，最早的一批番茄确实开始转红，在绿叶间像点缀的小灯笼，很是显眼。这是沈知秋规划中，除了卖黄鳝、编篮子之外，另一条补充家里维生素和零花钱的途径。
“偷？”沈知秋沉吟。如果只是偷几个番茄，事情不大，但正好可以做个引子。
“三哥，你先别声张。”沈知秋拉住就要往外冲的沈建设，“你这样直接过去，抓不到现行，他死不承认，反倒显得咱家小气。而且，爹那边也不好说。”
“那怎么办？就看着他偷？”沈建设拳头攥得咯咯响。
“当然不。”沈知秋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咱得让他偷，还得让他偷得‘理直气壮’，然后，当众抓他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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