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月明的一席话,如同拨云见日,让沈砚对表演和影视创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沈砚不再仅仅执着于单一场面或细节的绝对真实,而是开始学着站在更高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表演如何服务于整体叙事,如何跟灯光、摄影、剪辑等环节配合,最终精准地传递给观众。
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沈砚接下来的表演之中,周巡这个角色因为沈砚的转变,愈发显得圆融而富有层次。
沈砚依旧能精准地捕捉人物的内核,但在外化的表现上,更懂得收放的尺度,更注重在镜头前的有效性。
无论是和潘月明的激烈对峙,还是和剧组其他配角的日常戏份,他都表现得更加游刃有余,既能爆发得出力量,也能沉淀得下情绪。
王维敏锐地察觉到了沈砚的这种变化,私下里对潘月明感叹,“月明,你给沈砚开小灶了?这小子最近戏越来越油了。”
潘月明只是笑,并不居功,“小沈是块好料子,一点就透。”
剧组的自然也是愈发融洽,拍摄进度顺利推进。终于,迎来了第一季临近尾声的一场重头戏,也是周巡这个人物情感的一次集中爆发和深度剖白。
这场戏的背景是,历经波折,真相似乎触手可及却又迷雾重重。关宏峰兄弟的身份游戏被戳穿,巨大的压力和漫长的追逐让所有人都感觉精疲力尽。
终于,在“关宏峰”,实际上是关宏宇被抓之后,周巡凭借自己刑警队长的身份,弄来了五分钟的会面时间。
他在关宏宇面前,回忆起了和关宏峰相识的十五年,感慨万千。
场景就是在会见室里,群演打破了沉默,“周队,就五分钟啊,不能问案子相关的问题。”
“我知道了,谢谢。”
说完这句话,沈砚就开始沉默了,他掏出烟和打火机,慢慢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脸上带着罕见的疲惫和一种深入骨髓的迷茫。
刘建英的镜头缓缓推近,给了沈砚一个面部特写。
沈砚的眼神不再锐利,而是变得有些迷茫,有些遥远,仿佛穿透了眼前的一切,看到了十五年的场景。
沈砚的嘴角习惯性想扯出那抹混不吝的笑,却最终只化作一个极其苦涩,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他低下头,看着指尖明明灭灭的烟头,声音低沉沙哑,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某个看不见的人倾诉。
“零一年。对……零一年一月二十七号,晚上十点多钟,我骑着摩托车路过丰庄路东口,大部分店面都关门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也赶着回家过年。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个岔路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那时候我还在地区队做探员,刚从警校毕业,很不适应跟那些宵小之徒还有无耻之辈打交道。有什么事,只会用武力解决。我最高纪录是同一天打伤了流窜作案的嫌疑犯,嫌疑犯请来的律师,律师找来的假证人,还有西部队的一个探员。”
沈砚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还是没有看潘月明一眼,“那个时候的我,眼白浑浊,皮肤粗糙,估计还有口臭……除了抽烟喝酒,我厌恶所有的事物,包括我自己。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深夜倒在床上,不把自己喝到完全没有意识,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特别让人绝望,而且想哭。”
沈砚终于抬起了头,第一次看向了坐在他面前的潘月明,但很快就把眼睛移开了,“恰逢其时,作为市局指定的种子选手,骑着三级运载火箭的关宏峰出现了,你一路平步青云,28岁就代替刘长永做了地区队的指挥。而我因为打人被停了职,刚当上副支队的刘长永想借此机会把我扔到派出所,或者干脆把我从警察队伍里开除。我也抱着打丫一顿脱衣服走人的想法,干脆放开了心。”
“我索性整天无所事事,两手插兜在支队门口晃荡。那天晚上,我忍着宿醉的头痛在街上游荡,你戴着一条跟上衣极其不搭的紫色围巾,被一个卖簸箕的老太太揪着在那理论。”
“老太太说你把她的簸箕框撞倒了,让你赔50块钱。我记得是旁边卖糖炒栗子跟烤红薯的说,明明是老太太自己没站稳,却要讹诈你这过路的小伙子,他们俩也对这事特别气愤,但没打算为你出手。你帮老太太捡回了簸箕搁在框里,不厌其烦地跟他解释,我是从路西口过来的,我走的是右道,离你2米多,不可能碰到你的。”
沈砚突然笑了,“那时候你就像小学课本里写的那种警察一样,拍张照片就可以作为警民一家亲的宣传海报。你对牛谈了半天琴,老太太根本不说理,最后发起了眼泪攻势,你盯着那个瘦小枯干的讹诈者,愣了几秒钟,平静地掏出了50块钱,老太太刚要接,我过去了,盯着她,她把手缩了回去。”
“也有可能这个受处分跟受表彰都一样,都可以名扬天下,你一眼就认出了我。你把钱塞给老太太,拉着我往前走了一段,对我说,这样不解决问题,当时我对你这个警衔比我大两级的同龄人很是不以为然。你不说对不对,好不好,光讨论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我顶烦你们这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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