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薛晨握着啤酒瓶,指尖在冰凉的玻璃上无意识地摩挲。酒吧里的灯光调暗了些,只剩下每张桌上摇曳的烛光和舞台边缘的暖黄色灯带。王杰去吧台端来一盘烤豆腐,杨欣悦又添了些瓜子花生,小小的卡座被食物和酒瓶包围,像个临时的避风港。
“刚才那首歌,”婓轻声开口,“叫《背吉他的孩子》?”
肖薛晨点点头:“随便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会起名,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
“歌词里那句‘吉他会说话’,我很喜欢。”陈倩说,“能说说你是怎么开始学吉他的吗?”
这个问题让肖薛晨沉默了片刻。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指节分明,指尖有厚厚的茧,左手按弦的位置已经磨出了一层淡黄色的硬皮。烛光在他的睫毛上跳跃,投下细碎的影子。
“我爷爷会拉二胡。”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山里的冬天很长,晚上没什么事做,爷爷就拉二胡,奶奶在旁边纳鞋底。我小时候睡不着,就趴在炕上听。”
他的河南口音在讲述往事时变得更明显了些,带着一种朴实的韵律感。
“七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收山货的贩子,车上绑着把破吉他。我第一次见到那东西,六根弦,大大的肚子,觉得特别神奇。”肖薛晨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是回忆带来的本能反应,“我跟着那辆三轮车跑了好远,就想多听几声——那人随手拨弄了几下,声音跟二胡完全不一样。”
老李给他倒了半杯茶:“后来呢?”
“后来我就老想着那声音。但山里哪来的吉他?直到我十岁生日那天……”肖薛晨顿了顿,“其实我们山里孩子不过生日,但那天爷爷从镇上回来,背着一个长长的布包。”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整个晚上最生动的时刻。
“是一把二手吉他。琴颈有点开裂,用胶粘过,弦也生锈了。但爷爷说,他在废品站看见的,五块钱。”肖薛晨比划着,“这么大,我抱都抱不稳。爷爷说,喜欢就学,不会就自己琢磨。”
王杰插话道:“我记得那把吉他,现在还放在他屋里。修过好几次了,但他舍不得换。”
肖薛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是爷爷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
“没有人教,你怎么学的?”张和问。
“最开始真的就是瞎弹。”他说,“村里唯一有手机的人家,小孩在外地上学,放假回来时我用帮他家干三天农活的代价,借他手机看了半小时吉他教学视频。”
他做了个手势:“就那半小时,我学会了C、G、Am、F四个和弦。后来发现,很多歌用这几个和弦就能弹下来。”
“可是乐理呢?节奏呢?”老李毕竟是搞音乐的,问得专业。
肖薛晨摇摇头:“不懂乐理。节奏……我是听爷爷的二胡,还有山里的声音学的。下雨有下雨的节奏,刮风有刮风的节奏,鸟叫也有鸟叫的节奏。”他抬起头,很认真地说,“音乐不就是把听到的声音记下来吗?”
这句话让在座的人都愣住了。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深刻。
“那写歌呢?”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写自己的歌?”
这次他沉默得更久,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背吉他的孩子》前奏的节奏。
“爷爷走后的第一个月。”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在发廊后面的小隔间里,睡不着,抱着吉他。突然就想,要是爷爷能听到我现在弹琴就好了。然后……歌词自己就冒出来了。”
他清了清嗓子,低声哼了几句:
“山里的月亮又圆了/您说的那颗星星还在老地方/我学会新歌了/您怎么不来听了呢……”
哼到这里,他停住了,摇摇头:“那时候写得不好,就是心里憋得慌,非说出来不可。”
“后来就一直在写?”陈倩问。
“嗯。打工的时候写,走路的时候写,睡不着的时候也写。”肖薛晨说,“歌词本换了好几个,都是最便宜的那种作业本。现在大概……有六七十首了吧,完整的。”
“六七十首?”老李睁大眼睛,“你都记得住?”
“自己的东西,怎么会忘。”肖薛晨说得理所当然,“每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那天发生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都记得。”
杨欣悦轻轻碰了碰王杰的手臂,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那是骄傲又心疼的眼神。
“你刚才唱的那首,”婓说,“中间那段口哨,是故意的吗?”
提到音乐细节,肖薛晨明显放松了许多:“对!那是我在工地干活时学的。有个四川的工友会吹口哨,各种鸟叫都能模仿。我磨了他三天,他教了我最基础的。后来我自己琢磨,发现口哨和吉他能合上。”
他现场演示了一下——先是一段简单的吉他旋律,然后加入口哨。二者交织,竟然有种奇妙的和谐感,像山间的风穿过竹林。
“天才。”老李低声说,然后提高音量,“小晨,你有没有想过……系统地学音乐?”
肖薛晨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李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在杰哥这里干活,有空就写歌唱歌,够吃了。”
“可是你的才华……”
“山里人有句话,”肖薛晨打断老李,语气温和但坚定,“种子落在石头上,就学着在石头缝里长。不一定非要进好土。”
这句话让整个卡座安静下来。只有酒吧的背景音乐还在轻轻流淌,是一首不知名的英文老歌。
王杰举起酒杯:“来,为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树,干一杯。”
我们都举杯。玻璃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烛光在酒液里晃动,像碎了的星星。
喝过这轮酒,肖薛晨的话匣子似乎打开了。他讲了更多关于音乐的事——如何从雨声中找到切分节奏,如何把奶奶哼的催眠曲改成民谣,如何在最难过的时候写下了最温暖的歌。
“其实音乐对我来说,”他最后说,“就是个伴儿。跟爷爷的二胡一样,是个夜里能说话的伴儿。”
说这话时,他的表情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但我们都听懂了那句话的重量——对于一个曾经一无所有的人,音乐不是梦想,不是事业,而是黑暗里的一根绳子,握住了,就能顺着爬上来一点。
“那你是怎么来到大理的啊?”张和问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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