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集并非一个集镇，只是山坳里散落的几十户人家，大部分村民在战火逼近时已经逃离，只留下空荡荡的土坯房和少许行动不便的老人。三营残部就在村子外围的树林和废弃房屋里驻扎下来。
批文上那点少得可怜的补给，在第二天下午由团部派来的一个骡马小队送达了。看着那十几箱子弹和寥寥几袋粮食，士兵们眼中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又迅速黯淡下去。
“龟儿子的，这点东西，塞牙缝都不够！”张黑娃踢了踢装子弹的木箱，骂骂咧咧。他如今是营里少数几个弹药相对“宽裕”的人——因为他更信赖他的新指挥刀和一身力气，步枪子弹消耗得少。
孙富贵默默清点着分到的机枪子弹，只有不到三百发，他小心翼翼地将其压进弹匣，嘴里发苦。这点子弹，一次稍微激烈点的战斗就可能打光。
赵根生领到了二十发七九步枪弹，他仔细地将子弹一颗颗擦干净，放进子弹袋。他的子弹袋原本是满的，现在空瘪了大半。牛娃学着他的样子，也珍惜地收好自己的十五发子弹。
王秀才看着自己分到的十发六点五毫米子弹，这是给使用三八式步枪的人配发的。他默默地将其压进弹仓，又退出，再压进去，反复几次，熟悉着操作。他的手上磨出了水泡，虎口也被枪栓震得开裂，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李啸川看着士兵们默默领取那点可怜的补给，心里如同压了一块巨石。他将李大力、周奎以及几个连长叫到临时作为营部的一间破屋里开会。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李啸川的声音有些沙哑，“指望上面，是指望不上了。我们要想活下去，想继续打鬼子，得自己想办法。”
“营长，有啥子想法，你就直说嘛。”张宝贵瓮声瓮气地说道，他腿上的伤只是简单包扎，走路还一瘸一拐。
“团部给我们的任务是警戒侧翼，袭扰鬼子运输线。”李啸川铺开地图，“杨树坡一带，地形复杂，有山路通往鬼子控制的几个据点。鬼子要维持前线进攻，后勤补给必须通过这里。”
“营长的意思，是打伏击，抢鬼子的物资？”代理三连长老张眼睛一亮。
“对！”李啸川手指点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这里，野狼峪，是两条山路的交汇点，地势险要，适合打埋伏。我们人少，不能硬拼，就像山里的狼，瞅准机会，咬他一口，抢了东西就走！”
“这个办法要得！”周奎也表示赞同，“既能打击鬼子，又能补充我们自己。不过，我们现在能出动的人手不多，而且很多弟兄带伤，需要休整几天。”
“那就抓紧这三天时间！”李啸川下定决心，“轻伤员抓紧恢复，能动弹的，进行适应性训练，特别是熟悉鬼子的武器和弹药。王秀才，你负责把营里所有识字的，或者会用鬼子步枪、掷弹筒的人都统计一下。”
“是，营长。”王秀才应道，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和半截铅笔。经历了黑水峪的血战，他似乎少了些书生的迂腐，多了些军人的服从。
会议结束后，众人分头行动。李啸川则带着小石头，去查看伤员情况。
临时设立的伤员安置点就在几间稍微完好的民房里，条件极其简陋。地上铺着干草，伤员们就躺在上面。杨桂枝和她的助手，以及团部卫生队留下的两个人，忙得脚不沾地。药品奇缺，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严重的也只能用煮沸过的布条包扎，能否挺过去，全靠伤者自身的意志力和体质。
李啸川看到一个年轻的士兵，腹部中弹，因为缺乏药品，伤口已经感染化脓，发着高烧，嘴里不停地喊着“妈”。杨桂枝守在他身边，用湿布给他擦拭额头，眼神里充满了无奈和悲伤。
“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李啸川低声问杨桂枝。
杨桂枝抬起头，眼圈泛红，摇了摇头：“好几个重伤的，情况都不好。我们带来的那点磺胺，早就用完了。营长，能不能再想办法搞点药？哪怕只有一点点……”
李啸川沉默地看着那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士兵，又看了看其他那些因为痛苦而呻吟的伤员，拳头紧紧握起。他想起了军需处那张轻飘飘的批文，一股无名火直冲头顶。
“我想办法。”他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转身离开了伤员住处。
接下来的两天，林家集暂时恢复了平静。士兵们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伙夫们想尽办法，在山里挖野菜，向还没走的村民购买（或者说用为数不多的军饷换取）一些红薯、南瓜，混合着那点粮食，尽量让大伙儿吃上热乎的。
训练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李啸川和李大力亲自带队，让那些从黑水峪幸存下来的新兵老兵混合编组，进行简单的战术演练，特别是针对伏击战和撤退时的交替掩护。
赵根生被指定为一个临时战斗小组的组长，组里有牛娃，还有两个周奎连队过来的老兵。他话不多，但示范动作一丝不苟，如何利用地形隐蔽，如何设置诡雷，如何快速转移。牛娃对他言听计从，另外两个老兵见赵根生沉稳老练，也收起了最初的那点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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