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到陕西之时，内阁首辅孙承宗给袁可立去了一封信。
何以赈灾？
孙承宗不是朝堂小白，他的眼界和经历也不是一般朝臣所能相比的。
赈灾听着容易，但实际做起来难如登天。
历史上能把赈灾玩明白没几个，而且最后所谓赈灾成功，也无非是把能扛住的救了下来，扛不住的饿死了事。
饿死了，灾民也就不存在了，自然赈灾成功。
满清和珅的赈灾之法就足够说明一切，他只救能救之人，不能救的连糠都不给。
所以也有了后世那句着名言论，灾民，还是人吗？
赈灾第一难便是贪，大灾之年的贪腐更甚平常。
因为大灾面前的国法律例已经失效，平常死一个人是天大的事，但在大灾之年人命是最不值钱的。
米中掺沙，米粮换成麸糠，一石米里有七成都是泥土。
或者把米倒进稀泥之中搅拌，随后用这种裹满泥土的米去煮粥赈灾。
美名曰此为甄别法，能食者才为难民，不食乃鱼目混珠之徒。
更有人不在米上动手脚，而是在一锅稀饭里加入巨量粗盐，那粥咸的根本无法下咽。
吃不下，自然就省了粮。
也有把一日两顿稀饭改成一顿，且一大锅稀饭里，米粒少的都能数过来的地步。
中华历史数千年，朝代更迭大灾无数，贪官在灾年的贪赃手法多到一本书都写不完的地步。
单就孙承宗，就见识过不下百种贪赃之法，而袁可立到了陕西之后，各种层出不穷的贪赃手法也是一一见识了个遍。
他就曾在初到陕西之时，来到一粥棚之前，见那煮粥大锅热气蒸腾飘散米香，这让他微微点头。
可拿起长柄木勺捞向锅底，竟发现这所谓的大锅里三分之二都是清洗干净的细沙石块。
贪官们早就技术更新了。
掺杂泥土，锅内粥水漆黑一眼就能看穿。
所以改做用洗干净的细沙石子放在锅底，其上放些米粮煮出的粥水米香四溢，粥水颜色极其好看。
灾民领粥的时候，半勺米汤陪两勺冷水，一粒米都没有。
他更见过有的粥棚秩序极好，排队之人井然有序等待领粥。
但却发现这些人虽面带泥污，但眼神清澈两腮红润，尤其那破烂衣袍下的靴子，竟然比自己脚上的还要干净还要新。
大怒之下才发现，这些人都是城内富商以及官员家的下人，冒充灾民在此领粥。
而真正的灾民，被衙役赶到数十里之外的山坳看守，不允许他们走动更不允许被袁可立看到。
这些事情若是一个一个变成细节写出来，每一个都是让人咬碎后槽牙丧尽天良之事。
识破一个杀一个，也一定是暴爽的情节。
但问题是，他是袁可立，是皇帝派来整顿整个陕西的钦差大臣，是皇帝允许调动数十万大军的钦差大臣。
若真如方才所说那样，走一处识破一处，识破一处杀掉一批贪官，等他走遍整个陕西之后，整个陕西怕是早就饿殍遍野，灾民变反贼了。
所以当看到孙承宗来的这封信之后，袁可立在椅子上整整坐了一夜。
随后提笔回信孙承宗。
欲救灾弥变，当行非常之法，聚天下之粮活陕，集天下之刃平陕。
老臣的话很简洁，但这简洁之内却蕴含着滔天血浪。
一点一点去赈灾，就算跑断腿都是没用的。
看着爽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会被他人所利用，成为贪官谋利的工具。
你有政策他有对策，就算运来再多的粮食要来再多的钱，放粮施粥的事总得有人去做。
到那时就不是贪官们自己在贪，而是用袁可立、用朝廷、用皇帝的名义去贪。
耗费无数银钱精力，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越救越灾，甚至加速陕西的民变进程。
所以这位老臣给孙传庭、曹文诏、周遇吉的命令是。
加速成军，扮匪劫杀，困住王二，粮资留陕，银归京城。
他知道，大明商贾的身后都有朝臣撑腰。
只要陛下答应拨银百万入陕，再下令调集全国粮食物资进入陕西，那些有朝臣撑腰的商人就会第一个得到消息。
也会在第一时间运送物资粮食进入陕西试探。
所以他杀官安民，沿途设卡，现银结算，为这些商人打造一个最佳的经商环境。
但他知道这不够，远远不够。
陕西百姓所需之物不够，对那些商人的诱惑更不够。
所以他又向陛下要了一百万两，把所有物资的价钱全部上涨两成。
同时命令史可法打造护卫队，更要求那些商人把运来的物资粮食，运送到覆盖整个陕西的所有指定地点。
银子足够，利润够高，而且如此也能让庞大的商队分成无数个小型队伍，分散到了整个陕西。
分散开来的好处，就是更多陕西百姓组成的护卫队有了赚钱的渠道。
分散，就能让商队规模变小，不是这样更好抢，而是抢完方便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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