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十一月底,第一批伤残军人到了。
二十个人,从东北野战军各部队抽调,都是因战致残、无法继续服役但又不愿回老家的老兵。年纪最大的四十二岁,最小的十九岁。缺胳膊的、少腿的、瞎眼的、聋耳的,但每个人的背都挺得笔直,眼神里还有战场上带下来的锐气。
魏莱亲自在镇口迎接。
带队的是个独腿的老兵,姓雷,三十八岁,淮海战役时被炮弹炸飞了左小腿,拄着拐棍,走路一瘸一拐,但军装洗得发白,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
“报告魏镇长!”雷班长(他坚持要人叫他班长)敬礼,“东北野战军退役伤残军人安置队,应到二十人,实到二十人!请指示!”
魏莱回礼,目光扫过这二十张饱经风霜的脸。他们中有些人眼神里还带着迷茫和不安——仗打完了,身体残了,未来在哪里?
“同志们,”魏莱开口,“欢迎来到四水镇。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他带他们去看了新建的“荣军院”——一栋由旧炮楼扩建的两层砖房,有二十个房间,每个房间两张床,窗户宽敞,火炕烧得暖烘烘的。旁边是食堂、活动室,还有个小院子。
“这是你们的宿舍。”魏莱说,“吃饭在食堂,衣服被褥镇里统一配发。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老兵们看着干净整齐的房间,有些局促。他们习惯了风餐露宿,习惯了受伤后躺在野战医院的草铺上,没想过还有专门给他们盖的房子。
“魏镇长,”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兵小声问,“我们…住这儿,干啥活?”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伤残军人,能干活的有限,但又不能白养着——他们自己也不愿意。
魏莱早就想好了。
他把二十个人分成四组:
第一组,肢体残疾但行动尚可的(如雷班长),去生产队,负责技术指导和管理。雷班长当过工兵,懂点测量和施工,正好帮马三炮管水利工程。
第二组,视力或听力受损但手脚健全的,去张铁匠的高炉车间,做不需要精细视力的工作,比如拉风箱、搬原料。
第三组,重伤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去周明远的档案室,帮忙整理资料、抄写文件——有几个老兵识字,还上过扫盲班。
第四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去陈伊伊留下的医疗点(现在由刘秀英负责),做康复训练,同时兼任“安全监督员”——他们虽然动不了,但耳朵灵,眼睛毒,可以留意医疗点周围的异常。
“每个人都有事做。”魏莱说,“干多干少,量力而行。工分按劳分配,但基本生活保障,镇里负责到底。”
这个安排,既给了他们尊严,也给了他们价值。
老兵们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雷班长第一个举手:“报告!我能干更多!让我去开荒!”
“我也是!”
“我能看仓库!”
魏莱看着这些争先恐后要干活的老兵,心里发酸。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即使残了废了,想的还是“我能做什么”。
“别急。”他说,“先安顿下来,熟悉环境。活有的是,慢慢来。”
安置好老兵,魏莱又面临一个新问题:粮食。
秋收的百万斤粮食,看似很多,但四水镇现在人口增加了(加上老兵和陆续来投亲靠友的,快两千五百人了),还要交公粮(按政策,每亩地交三十斤),留种子(明年要种更多的地),储备防灾…
算下来,人均实际可支配的粮食,不到三百斤。够吃,但不宽裕。
而更大的消耗,即将到来。
十二月初,县里来了紧急通知:为支援即将南下渡江的部队,各县要筹措军粮、军鞋、担架等物资。四水镇的任务是:五万斤粮食,五百双军鞋,五十副担架。
“五万斤…”周明远看着通知,眉头紧锁,“镇长,咱们的储备粮,总共也就剩二十万斤了。一下拿走四分之一,明年春天万一有灾…”
“给。”魏莱只说了一个字,“前线更需要。”
他召开了全镇动员会。出乎意料,没有人反对。
李铁柱第一个表态:“没有解放军,咱们的地早被地主收走了!捐!我太平村捐一万斤!”
马三炮:“红旗屯捐八千斤!”
王老根:“靠山屯…捐三千斤!”
赵满仓:“芦苇荡村捐两千斤…”
各村争相认捐,很快凑够了五万斤。妇女们连夜赶制军鞋,张铁匠带着老兵们打担架。
十天后,满载粮食和物资的车队从四水镇出发,驶向前线。
送走车队那天,下起了小雪。魏莱站在镇口,看着车队消失在雪幕中,心里默默祈祷:快点打胜仗吧。打完仗,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十二月中旬,防化部队终于来了。
一个排的兵力,三十多人,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真正的防毒面具,开着两辆苏式卡车。带队的是个少校,姓孙,四十多岁,参加过抗日战争,对化学武器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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