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楼自首后的第三十七天，林半夏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不是让她去当被告，是让她以证人身份出庭，指证方明远、钱海洋等人的犯罪事实。传票是陆沉舟亲自送来的，那天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白了不少，但精神还好，走路带风，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半夏，这次开庭是公开审理，会有记者在场。你怕不怕？”他把传票放在桌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在手指间转了两圈，又塞了回去。林半夏知道他在戒烟，戒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戒掉。
“怕。”她倒了杯水，推到他面前，“但该说的我还是要说。那些病人的化验单、水样的检测报告、青囊方的原始手稿，都是我亲手经办的。我不说，没人能替我说。”
陆沉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烫得他龇了龇牙。“你比我想的硬气。当年你曾祖父也是这样，在法庭上作证指证一个卖假药的同行，那人是他多年的好友。他说了，那个朋友被判了七年，出狱后再也没跟他来往。你曾祖父从没后悔过。他说，不说假话，不做假证，是一个医生最后的底线。”
林半夏没有接话。她把传票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青囊遗录》上册，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条批注说：“陆老，你帮我看看这个。我最近在研究曾祖父的批注，发现他在很多方子后面都写了一句‘此方尚未完备，留待后人补之’。他是在刻意留白，给后人填空。他不想让青囊方的知识在他这一代终结，他希望有人能继续走下去。”
陆沉舟凑过来看了看，点头。“他是在等你。等了快五十年，等到了。”
开庭那天，林半夏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是恩恩陪她去商场挑的。恩恩说穿深色显庄重，法官和陪审团看了会觉得你可靠。她平时不穿正装，觉得勒得慌，但那天她穿得很整齐，连头发都让恩恩帮着盘了起来，露出干净的脖颈。
法庭设在省城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庭。大厅很宽敞，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记者，有涉案企业的员工，有受害者的家属，还有一些她不认识的面孔。林半夏坐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手心全是汗，但她的声音没有发抖。她把桃花峪的疫情调查报告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从陈老太太第一次来医院就诊，到她在村里采血化验，到她在制药厂排污口取水样，到她在实验室里比对青囊方的药效。每个环节，她都说得清清楚楚，连日期和具体数字都没有含糊。方明远坐在被告席上，剃了光头，穿着橙色号服，面无表情。他的眼神偶尔扫过林半夏，但很快就移开了，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钱海洋坐在另一个被告席上，头发白了大半，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他比上次见面时老了很多，眼袋耷拉着，嘴唇干裂，手指不停地抖。林半夏陈述到关于他的部分时，他低下了头，没有看她。
方明远的律师站起来，开始交叉质询。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黑色律师袍，戴着银边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像机关枪。“林医生，你说你是在桃花峪村口给病人采的血，请问当时有没有第三人在场？”林半夏说没有，只有我和病人。律师又问：“那你怎么保证采血过程没有被污染？你怎么保证那些血样就是病人的，而不是你从别处弄来的？”
旁听席上有人窃窃私语。林半夏看着那个律师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因为我是医生。医生不会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我采的每一管血，都当着病人的面贴上标签，注明姓名、年龄、采血时间。所有的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可以调取核对。如果你怀疑我的职业道德，你可以申请省医学会的专家来鉴定。”律师张了张嘴，没有再追问。
陆沉舟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朝她微微点了点头。
审判长宣布休庭，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林半夏走出法庭的时候，阳光刺得她眯起了眼。门口围着一群记者，话筒和录音笔伸到她面前，七嘴八舌地问“林医生，你对这次庭审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自己能胜诉吗”“你怕不怕被告方报复”。她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低着头穿过人群，钻进陆沉舟的车里。
车开了，她靠在座椅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陆沉舟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说：“你表现很好。”
林半夏说我腿在抖，你看不出来。
陆沉舟笑了。“腿抖很正常，我第一次出庭的时候，腿抖得连站都站不稳，法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不是不舒服，是害怕。法官说怕什么？我说怕您把我抓起来。全法庭都笑了。”
林半夏也笑了。这是她这些天来第一次笑。
案子第二次开庭的时候，陈玉楼也来了。他没有坐被告席，他坐在证人席上，穿着那件浅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手铐。两名法警站在他身后，面无表情。陈玉楼的陈述比林半夏更长，他从一九八五年讲起，讲他如何从林正之手里拿到青囊方的抄本，如何瞒着老师修改方子、转卖给企业，如何在方明远和钱海洋之间牵线搭桥，如何通过地下钱庄把非法所得转移到海外账户。他讲得很平静，像是在读一份工作报告，不激动，也不悲伤。法官问他为什么现在要主动坦白，他说：“因为欠林家的，该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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