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刚过，夜里就有霜了。九月十五那天，北京城菜市口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踮着脚，伸着脖子，像一群被无形的手提着的鸭。
张砚站在人群外围，离刑场还有几十步远。他特意选了个不起眼的位置，靠在街角一家当铺的墙根下。从这里，能看见刑台上的动静，又不至于挤在人群里，被那些汗味、体味熏得头晕。
刑台是临时搭的，木头的，漆成暗红色，像干涸的血。台子正中立着根木桩，粗得像成年人的腰。几个衙役在台上走来走去，检查绳索、刀具、还有那个装首级的木笼子。
今天是处决“朱三太子”的日子。
朝廷的告示十天前就贴出来了，城门口、衙门墙、街口牌坊，到处都有。告示上说：逆犯朱慈焕，假冒前明宗室，煽惑人心，图谋不轨，经刑部审定，依律处斩。今日午时三刻，于菜市口明正典刑。
落款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五，盖着刑部的大印。
张砚看着那张告示的副本——他今早出门时，特意从墙上揭了一张，揣在怀里。纸是粗黄的，墨是劣质的，字印得有些歪。但内容，每个字他都记得：朱慈焕，崇祯皇帝第三子，年七十六，于山东东昌府被获，押解进京……
假的。
全是假的。
真的朱慈焕，已经死了。死在六个月前的怀旧轩，死在他面前，自己服了毒，安安静静地走了。尸体被吴良派人悄悄埋了，没立碑，没留名，就像从没存在过。
而现在要被斩首的，是“玄黄一号”。那个被他们造出来的、比真身更像“朱三太子”的副本。
张砚想起六天前，吴良把他叫到里间，告诉他这个消息。
“人抓回来了。”吴良说，脸上没什么表情，“在保定府落网的。当地眼线发现他藏在一处废弃的寺庙里，腿伤没好，跑不动。围了一夜，抓了活的。”
“怎么处置？”张寅问。
“公开处决。”吴良说，“时间定了，九月十五，菜市口。皇上要天下人都看见，‘朱三太子’死了。”
“那……它知道吗？”
“知道。”吴良说，“我亲自去见了它，说了。它很平静，说‘该来的总会来’。只提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要一身干净衣服，要写封绝笔信。”吴良顿了顿，“还有……想见你一面。”
张砚心里一紧。见？见什么？说什么？
“我拒绝了。”吴良说，“没必要。戏演到最后，不能有意外。”
戏。是啊，都是戏。从制造到逃亡到抓捕到处决，都是精心编排的戏。现在最后一幕，不能有任何人即兴发挥。
“那天你去不去？”吴良问。
张砚想了想，点头：“去。”
他想看看，这场戏，怎么收场。
现在，他来了。站在人群外围，看着刑台上那些忙碌的衙役，看着台下攒动的人头，看着远处监斩台上已经就座的官员——是刑部的一个侍郎，姓马，张寅在宫里见过一面，没什么印象。
辰时三刻，囚车来了。
人群骚动起来，像潮水一样往前涌。张寅被挤得往后退了几步，背抵在墙上。他踮起脚，从人头的缝隙里看过去。
四匹马拉的囚车，慢慢从街那头驶来。车是木栅的，四面透风。车里站着个人，穿着白色的囚衣，头发披散着，手脚都戴着镣铐。但腰板挺得很直，头微微昂着，看着前方。
是“玄黄一号”。
张砚仔细看它的脸。瘦了，憔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两簇不肯熄灭的火。它的左腿明显跛得厉害，站着时重心都在右腿上。
囚车经过时，人群爆发出各种声音：有骂的，“反贼！”“逆党！”；有叹的，“可怜啊……”“这么老了……”；还有纯粹看热闹的，嘻嘻哈哈，指指点点。
“玄黄一号”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它一直看着前方，眼神平静，甚至……有些超然。像是在看别人的事。
张砚想起真身死前的话：“都是假的。”现在这个“假的”，要代替“真的”去死。而它表现得，比真身更像一个从容赴死的“太子”。
囚车在刑台前停下。几个衙役打开栅门，把“玄黄一号”拖下来——它腿脚不便，几乎是被架着拖上刑台的。
上了台，衙役把它绑在木桩上。绳索勒得很紧，陷进肉里。它皱了皱眉，但没吭声。
绑好后，监斩官马侍郎站起身，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判决书。
声音洪亮，但内容都是套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妖言惑众”，什么“法网恢恢”。张寅听着，一个字都没进脑子。他盯着台上的“玄黄一号”，看它的表情。
它也在听。听得很认真，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些罪名。嘴角甚至有一丝极淡的、嘲讽的笑意。
判决书念完，马侍郎问：“朱慈焕，你还有何话说？”
这是惯例。给死囚最后开口的机会，有时是为了彰显朝廷的“仁厚”，有时……是为了让死囚自己说出更“该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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