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农业局的“鼓励”变成了明确的“期待”，甚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压力。陈卫国汇报“保守方案后收到的冷淡反馈，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体制内无形的力量。与此同时，二楞子等几个年轻后生，在亲眼目睹了对比田的显着效果后，对陈卫国口中的“高产路径”充满了向往，私下里没少撺掇。
“陈技术员，你就大胆干呗！咱们有地，有你，有技术，凭啥不能当先进？”二楞子趁着和陈卫国一起检修滴灌管的时候，忍不住说道，“我听说要是真成了高产典型，不光有奖状，还有可能批下来拖拉机、柴油机这些大家伙！到时候咱们种地、拉东西，得多省劲！”
另一个叫春来的后生也附和：“是啊，陈技术员，咱们靠山屯苦了这么多年，也该扬眉吐气一回了！老种子是好，可要是能既保住老种子，又能用新法子、新种子多打粮，那不是两全其美？”
这些话，戳中了陈卫国内心最矛盾的地方。他何尝不想让靠山屯尽快好起来？何尝不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拖拉机、柴油机……这些对靠山屯来说，确实是梦寐以求的生产力。而且，从纯技术角度，他也有信心通过精细管理，在一定面积上实现高产目标。
压力与诱惑，理想与现实，在他心中激烈交锋。
这天，县农业局那位之前来过、对陈卫国寄予厚望的李副局长，亲自来到了靠山屯“调研”。他没去地里，直接到了公社，让马书记把铁柱和陈卫国叫了过去。
李副局长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却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威严。他先是对靠山屯保护老种子的工作表示肯定，对前段抗击金老三的事迹表示赞赏，话锋随即一转：
“但是啊，同志们，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讲科学种田，讲提高单产。你们靠山屯有省农科院的牌子，有特殊的地利条件，还有卫国这样的专业人才，完全有条件、有责任搞出一块叫得响的高产样板田来！这不仅仅是为了你们一个屯，更是为全县，甚至为同类地区探索一条路子！这是政治任务，也是光荣使命！”
他看向陈卫国，目光灼灼：“卫国，你是专业出身，年轻人要有闯劲，有担当！局里会全力支持你！需要什么种子、化肥、设备，打报告！需要协调什么关系，我来办！我只要结果——秋后，我要看到靠山屯至少拿出五十亩，不，一百亩！亩产超常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示范田！到时候，开现场会，请地区领导来看，上报纸！你们靠山屯，还有你陈卫国，就彻底出名了！”
这番话，说得马书记连连点头，看向陈卫国的眼神也带上了催促。铁柱眉头微蹙，沉默着。
陈卫国手心冒汗，他知道，这是最后通牒式的命令，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拒绝？意味着可能得罪领导，断送自己在系统内的前途，甚至可能影响到局里对靠山屯后续的支持。答应？则意味着他必须违背自己的专业判断，将靠山屯部分土地和乡亲们的期望，绑上那辆追求短期政绩和数据的战车。
“李局长，铁柱叔，”陈卫国艰难地开口，“高产示范我们一定努力搞。但具体方案，是不是可以再研究一下？比如面积小一点，或者还是以咱们的老品种为主，结合新技……”
“哎，卫国！”李副局长不悦地打断他，“老品种有老品种的价值，但高产示范，就得用经过验证的、最优良的高产品种！这是为了确保成功，也是为了树立标杆！你不要有顾虑，放手去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负责”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却更像是一道枷锁。
从公社出来，陈卫国失魂落魄。铁柱走在他身边，良久，才缓缓说道：“陈技术员，李局长的话，你听到了。这事，你现在是骑虎难下。”
“铁柱叔，我……”陈卫国声音干涩，“我知道那未必是对的，可是……”
“我明白你的难处。”铁柱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绿意盎然的田地，“官大一级压死人，你端公家的饭碗，有些事，身不由己。屯里有些年轻人，也盼着这个。我不拦你。”
陈卫国惊讶地抬头看着铁柱。
“但是，”铁柱目光锐利起来，“地，是咱们靠山屯的地。人，是咱们靠山屯的人。怎么种，种什么，最终，咱们自己心里得有本账。李局长要一百亩高产田，可以。但哪一百亩？怎么个‘高产’法？用了他的种，用了他的肥，往后这地还认不认咱们的老种子？这些，咱们得说道清楚。”
铁柱的意思很明确：你可以搞高产示范，但不能动摇靠山屯保护老种子的根本，不能拿全屯的土地和未来去赌。要划出明确的边界，并且要争取在“示范”过程中，尽可能保护地力，为老种子的留存留出空间和土壤。
这无疑是在钢丝上行走。既要应付上级，又要守住底线。
回到屯里，陈卫国彻夜未眠。他重新修改方案，最终划定了屯子东头一百亩相对平整、受灾较轻的地块作为“高产示范田”，明确以引进的高产杂交品种为主。但同时，他坚持在示范田边缘预留出对照带和缓冲带，种植本地老品种，并设计了详细的施肥灌溉方案，尽量减少对土壤的掠夺性消耗，还加入了秸秆还田、绿肥轮作等养地措施。此外，他请求将老河套试验田及周边区域明确排除在示范范围之外，作为老种子核心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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