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靠山屯的黄土路，卷起干燥的尘土。往年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的烟囱该冒出炊烟，空气里该飘着炖肉蒸馍的香气。可今年的腊月，屯子里却连一缕像样的炊烟都少见。
孙老蔫儿坐在自家冰凉的炕沿上，手里攥着一把已经数了无数遍的算盘珠子。他枯瘦的手指颤抖着拨弄着，仿佛能从这些光滑的木珠里变出粮食来。终于，他长长叹了口气，将算盘轻轻放在炕桌上，那声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刺耳。
“爹，我饿……”
炕角，七岁的小儿子蜷缩着，眼睛大得吓人。孩子已经两天没吃上一口正经粮食，全靠林穗婶子分来的那点野菜糊糊吊着命。
孙老蔫儿别过脸去，不敢看儿子那双眼睛。他起身走向灶台，掀开锅盖——锅里只剩下小半碗黑乎乎的野菜糊，那是留给夜里饿得睡不着觉时吃的。
“再忍忍，爹想办法。”他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走出家门，屯子里的景象更让人心寒。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妇女们正用石臼捣碎晒干的玉米芯和豆粕，那是牲畜都不爱吃的饲料，如今却成了救命的东西。孩子们没有像往年那样在雪地里嬉闹，一个个裹着破旧的棉袄，蹲在墙角，眼神空洞。
王麻子家门口围了几个人，正传阅着那封公社来的公函。纸已经起了毛边，上面的字却像烙印一样刻在每个人心里。
“暂停一切粮食返销和救济粮发放……”一个识字的老汉念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化作一声长叹。
“这是要咱们的命啊！”李寡妇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她的丈夫去年病逝，家里就剩她和两个半大孩子，“我家二娃昨天饿晕过去了，这可咋办啊……”
哭声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压抑了许久的绝望，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有人蹲在地上抱头痛哭，有人仰天咒骂，更多的人只是呆呆站着，眼神里一片死寂。
二愣子家院子里，他的媳妇正用最后一点玉米面掺着树皮粉，试图捏出几个窝头。五岁的女儿眼巴巴地盯着母亲的手，口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娘，啥时候能吃啊？”
“等爹回来……”女人的声音哽咽了，背过身去抹了把眼泪。
二愣子此刻正站在铁柱家的炕前。他盯着铁柱苍白的脸，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半晌才挤出那句话：“柱哥……咱们……咱们是不是……”
后面的话他说不出口，但铁柱懂了。
炕上，铁柱缓缓睁开眼睛。后背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比肉体更痛的是心。他能听到外面传来的哭声，能想象屯子里一百多口人此刻的绝望。作为生产队的领头人，他却只能躺在这里，无能为力。
“二愣子，”铁柱的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你还记得老赵头临终前说的话吗？”
二愣子愣了一下，点点头。老赵头是屯子里最老的抗联战士，去年冬天走了。临终前，他把那包用油纸裹了又裹的老种子交给铁柱，只说了一句：“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根，死也不能丢。”
“不只是老赵头，”铁柱望着低矮的屋顶，缓缓道，“我爷那辈人，吃过日本人的‘改良种’，产量是高，可第二年不留种，必须再买。我爹那辈人，吃过美国人的‘援助粮’，吃着吃着，咱们自己的种就快绝了。”
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林穗连忙上前搀扶，在他背后垫上破旧的棉被。
“今天咱们为了活命交出去，”铁柱看着二愣子的眼睛，“明天咱们的子孙就得年年求着人家买种子！一粒种子，就是一根锁链！你愿意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被人用粮食锁着脖子吗？”
二愣子咬着嘴唇，拳头攥得死紧，指甲陷进肉里也不觉得疼。他想起了自家饿得直啃手指头的女儿，想起了媳妇背过身抹泪的背影，想起了屯子里那些日渐空洞的眼神。
“那咱们怎么办？真的等着饿死吗？”二愣子的声音在颤抖。
铁柱的目光转向窗外。院子里，林穗刚才剁野菜的菜板上还沾着些许绿色。那是去年秋天晒干的蒲公英和马齿苋，本是为了添个菜，如今却成了主食。
“我去县里。”铁柱突然说。
“你疯啦？！”林穗惊呼，“你背上的伤还没好，走路都费劲，怎么去县里？再说，公社都断了救济，县里能管吗？”
“我去找郑专家，”铁柱的眼神坚定起来，“他是农业局的专家，懂种子的重要性。就算他不帮咱们，我也要去县里磕头求人！我不信，这新中国，能眼睁睁看着一屯子人饿死！”
屋子里一片沉默。林穗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太了解自己的男人了，一旦铁柱做了决定，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跟你去。”二愣子突然说。
“不行，你得留在屯子里，”铁柱摇头，“我不在，你就是主心骨。看好种子，稳住大家，等我回来。”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三人对视一眼，铁柱挣扎着要下炕，林穗和二愣子连忙搀扶着他走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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