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882年，湖南桃源县一个叫宋教仁的小家伙呱呱坠地。这位后来被称作中国宪政第一人的宋先生，打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别的孩子玩泥巴，他研究《资治通鉴》；别的孩子打架斗殴，他组织儿童议会，非要给小伙伴们。
宋教仁六岁那年，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一见这小娃娃就大惊失色：此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将来必成大器！只是...算命先生欲言又止，只是命犯桃花，与二字相冲啊！
后来事实证明，算命先生只说对了一半——宋教仁确实成了大器，但命犯桃花纯属瞎扯。这位仁兄一生最爱的不是美人，而是宪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宪法控。
1903年，21岁的宋教仁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当时正值清末新政，各种新思潮涌入。一天，宋教仁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日本宪法》，顿时如获至宝，连夜抄录。室友半夜醒来，看见他点着油灯奋笔疾书，还以为在写情书，凑近一看，满纸都是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之类的字眼，顿时兴趣全无。
教仁啊，你这抄的是什么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室友打着哈欠问。
宋教仁头也不抬：这比饭重要多了！这是救国的良方！
从此，宋教仁得了个外号宪法痴。他不仅痴迷宪法理论，还付诸实践——在学堂里组织宪法研究会，硬拉着同学们讨论君主立宪好还是共和制好。可怜那些只想混文凭的同学，被迫听他从卢梭讲到孟德斯鸠，从英国《大宪章》讲到美国《独立宣言》。
有位同学实在受不了，偷偷在宋教仁的笔记本上画了只乌龟，旁边写道：宪法龟，爬得慢，不知何时到岸？宋教仁看到后不怒反笑：龟虽慢，终能到岸；宪政虽难，必有实现之日！
1904年，宋教仁因参与革命活动被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愁眉苦脸，但这位仁兄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日本有更完善的宪法制度可以研究！
初到东京，宋教仁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见到警察先问：你们是怎么执法的？依据哪条法律？去餐馆吃饭要打听：你们这儿的食品安全有法律保障吗？就连上厕所都要研究日本的公共卫生法。
日本同学都被这个中国宪政发烧友逗乐了。有位日本学生开玩笑说：宋君，你这么喜欢日本法律，不如入日本籍吧！
宋教仁正色道：我研究日本法律，是为了中国将来制定更好的宪法！就像病人看医书，不是为了当医生，而是为了治好自己的病。
在日期间，宋教仁如饥似渴地学习宪法知识。他有个着名的原则：不看完当天计划的法学书籍不吃饭，不整理完笔记不睡觉，不理解透一个法律概念不罢休。室友们都说：跟宋教仁住一起，连老鼠都不敢偷懒——怕被他抓去讲动物权利法
1905年，宋教仁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担任司法部检事长。虽然只是个虚职，但他干得极其认真，甚至起草了一部《同盟会纪律条例》，规定会员违纪要受什么处罚。有会员开玩笑说：教仁兄，咱们是革命党，又不是真政府，你这么认真干嘛？
宋教仁回答：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法治政府。如果革命党自己都不讲法治，将来怎么建设法治国家？
他这番话说得那位会员哑口无言，只能嘀咕：好好好，你是哥，你说得都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宋教仁匆匆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29岁的他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这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堪称民国最年轻的法治少
法制局当时就宋教仁一个光杆司令，连办公室都是借用的。但他干劲十足，短短几个月就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同事们都说：宋局长写法律比写情书还快！
尽管工作繁忙，宋教仁仍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他的办公室堆满了法律书籍，有次袁世凯派人来找他，使者找了半天才发现被埋在书堆里的宋教仁。使者回去报告：袁公，那个宋教仁简直是个，不，是！
1912年8月，宋教仁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这不是简单的改名换姓，而是要打造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
当时有人反对：革命党就是革命党，搞什么政党政治？
宋教仁耐心解释：革命是破坏旧秩序，建设新国家需要政党政治。就像拆房子用斧头，盖房子就得用瓦刀。
为了说服各路势力加入国民党，宋教仁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老革命讲革命大义，对旧官僚讲政治前途，对商人讲稳定有利营商。朋友们都笑他是政治推销员。
最搞笑的是拉拢云南都督蔡锷入党的经历。蔡锷推辞说：我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宋教仁立刻说：军人更要懂政治！你看德国军人都要学政治学。
蔡锷又推：我身体不好，怕担不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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