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樊胜美。这个名字，承载着养父母对儿子樊胜英的期望，也烙印着我作为“附带品”的宿命。我的童年记忆，是哥哥身上褪下来的、带着汗味和破洞的旧衣服，是他挑剩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饭菜。他是家里的太阳，而我，是角落里那株永远照不到光的野草。
高中三年悬梁刺股，换来一张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捧着那张薄薄的纸，像是捧住了整个未来，呼吸都带着自由的甜味。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用知识为自己搏一个不一样的明天。然而，笑容在我脸上还没完全绽开，就被父母冰冷的话语冻僵了。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嫁人才是正经事。”父亲吧嗒着旱烟，眼皮都没抬。母亲紧接着补充，带着一种奇异的兴奋：“有个张老板，愿意出十万彩礼！人家虽然四十岁了，二婚，但家底厚实着呢！你嫁过去，享福不说，你哥娶媳妇、买房子的钱，不就都有着落了？”
十万块。我的梦想，我的未来，我的人生，就被这轻飘飘的十万块定价了。那一刻，世界在我眼前崩塌，碎得连渣都不剩。我跪在地上，抱着母亲的腿苦苦哀求，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爸！妈！让我去上学！求求你们！只要让我去，我发誓！我毕业后拼命赚钱！哥结婚的彩礼，哥的房子，我来负责！我保证！我一辈子都帮衬家里！求你们别卖了我……”
也许是“一辈子帮衬”比“一次性的十万块”更具诱惑力，也许是他们终于在我绝望的哭嚎中捕捉到了一丝长久压榨的可能。父母对视了一眼，松了口。但条件是：学费、生活费，一分没有。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这四个字成了我大学四年的全部注脚。那个暑假，我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在餐馆后厨刷堆积如山的碗盘，在烈日下发传单发到脱皮，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机械的动作直到手指僵硬。每一分钱都浸透了汗水和屈辱，终于凑齐了第一年的学费和勉强糊口的生活费。
踏入大学校园那天，我像个误入仙境的灰姑娘。周围的女同学，穿着漂亮的裙子，背着精致的包包，笑语嫣然，青春洋溢。而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背着磨破了边的帆布包，站在光鲜的人群里，像个突兀的污点。自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勒得我喘不过气。很快，这种格格不入变成了实质性的孤立。她们谈论着我听不懂的牌子，组织着我参与不起的聚会。我成了宿舍里那个沉默的背景板。没关系，我告诉自己，咬碎牙也要挺住。读书，拿到文凭，才是唯一的出路。尊严？那是奢侈品，我不配拥有。
四年寒窗苦读，终于换来一份月薪四千的实习工作。扣掉房租水电，到手仅剩一千出头。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吃最便宜的盒饭，用最廉价的护肤品。然而，家里的电话就像催命符，从不间断。哥哥惹的祸，一次比一次离谱：打伤了人要赔医药费，赌博输光了要填窟窿，工作丢了要生活费……
父母理直气壮地索要，仿佛我生来就是樊家的提款机。“胜美啊，你哥不容易……”“胜美啊，家里就指望你了……”这些话语像沉重的枷锁，压得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我像个陀螺，疯狂地旋转，白天上班，晚上兼职，挣来的每一分钱，还没焐热，就流向了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我的原生家庭。青春？梦想？在现实的碾压下，苍白得可笑。我只能麻木地挣钱，还钱，再挣钱，再还钱，在绝望的循环里挣扎。
终于，熬了无数个日夜，债务稍微减轻了一些。我抓住机会，跳槽到了一家更好的公司，月薪一万五。这笔钱，对那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我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为自己做一点点打算。我搬进了欢乐颂小区，为了省钱，只租了最便宜、朝向最差的那间小屋。站在小小的阳台上，看着这座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似乎也有资格在这里寻找一个落脚点了。
然而，过去的阴影如影随形。大学时因穿着寒酸被孤立、被轻视的刺痛记忆从未消退。我太明白“先敬罗衣后敬人”这个残酷的规则了。在新公司，我不想再成为那个被边缘化的“土妞”。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踏入了一个灰色的领域——买A货。一个仿得还算精致的包包，一条看起来像真货的丝巾，一双高仿的名牌鞋……它们成了我的盔甲。穿上它们，走进光鲜的写字楼，我似乎也能挺直腰板，迎上那些或审视或探究的目光。我知道这是虚荣，是自欺欺人，但这点虚假的体面，是我在冰冷现实中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丝尊严和安全感。
后来，22楼迎来了新邻居——安迪和曲筱绡。她们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举手投足间是我不曾拥有的从容与底气。安迪是华尔街精英，曲筱绡是富家千金。最初接近她们，我承认，是带着功利心的。我想，如果能和她们交好，哪怕只是从她们指缝里漏出一点点资源、一点点信息，都足以让我这个苦苦挣扎的“捞女”生活好过许多。我刻意讨好，察言观色，努力融入她们的圈子。
可世事难料。真诚的相处，像涓涓细流，慢慢融化了我心中的冰墙。安迪的理性与强大，曲筱绡的仗义与直率，邱莹莹的单纯热情，关雎尔的温柔坚韧……她们没有人因为我的出身、我的窘迫、我那些小心翼翼的“名牌”而看不起我。
相反，她们看到了我的辛苦，我的挣扎，甚至我那些不太光彩的小心思背后的无奈。她们她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樊胜美，你要学会说不！你有权利为自己活着！”
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在我被压抑、被扭曲的心田里，艰难地破土而出。终于有一天，当母亲再次打来电话，用哭腔索要一笔“救你哥命”的钱时（后来证明又是赌博欠债），我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心脏狂跳。电话那头是母亲习惯性的哭诉和道德绑架，电话这头，是我二十多年来积累的恐惧、委屈和不甘在激烈交战。最终，一个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冲破了喉咙：
“妈…这次，我真的没有钱。我也帮不了他。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说完，我像用尽了全身力气，飞快地挂断了电话。那一刻，世界寂静无声，只有我擂鼓般的心跳。原来，拒绝，是这样的感觉。原来，说出“不”，并没有天崩地裂。反而，有一种近乎虚脱的轻松感。原来，我真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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