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刷短视频，看到有人拍了城中村的乱葬岗。说是旧时代的产物，现在被圈在了楼盘的围墙里，荒草长得比人高，偶尔能看到露出的墓碑。我盯着屏幕里的荒草，突然想起我奶奶说过的话：“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死了就扔在乱葬岗，连个牌位都没有。”现在的人好多了，至少能死在医院里，插满管子，躺在病床上，被家人围着哭。但我总觉得，这两种死亡都一样可悲。就像那些在写字楼里敲字的人，每天朝九晚五，拿着死工资，供着房贷车贷，最后要么在病床上插满管子死去，要么在退休后被遗忘在养老院里。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忍受这样的生活的？每天挤地铁，吃外卖，对着老板赔笑脸，回到家躺在出租屋里刷短视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温水里的青蛙，慢慢被煮熟。我宁可死在风暴里，宁可背着行囊在街头流浪，也不愿意这样麻木地活着。
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村口的老槐树被砍了，换成了太阳能路灯，原来的土坯房变成了二层小楼，我妈在厨房里炖着排骨，说“现在日子好了，不用再吃苦了”。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墙上的“美丽乡村”标语，突然觉得一阵陌生。我妈说的“好日子”，是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打麻将，等着子女寄钱回来。而我想要的，是背着行囊去西藏，去新疆，去看戈壁滩的日落，去听草原上的风声。我跟我妈说我不想上班，想出去流浪，她骂我“疯了”，说“你都三十岁了，该成家立业了”。我看着她脸上的皱纹，突然就明白了什么叫“断代撕裂”。我们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她的根在这片土地上，而我的根在行囊里，在旅途中。我就像一棵浮萍，没有根，没有栖息的地方，只能随波逐流。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试过安逸的生活。去年我在一家公司做文案，朝九晚五，周末双休，月薪八千，交五险一金。我租了个带阳台的房子，买了沙发和地毯，每天下班回来煮点粥，看看书。但我只坚持了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路灯，突然就哭了。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没有任何意义。我第二天就辞了职，背着行囊去了云南。在大理的街头，我卖过手工艺品，在丽江的酒吧里唱过歌，在香格里拉的草原上睡过帐篷。虽然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但我觉得那才是活着。我宁可面对风霜雪雨，宁可颠沛流离，也不愿意在温水里慢慢被煮熟。
我现在的状态很奇怪。医生说我有躁郁症，有时候会突然情绪低落，坐在地板上发呆一整天，有时候又会突然亢奋，熬夜写几千字的文章。我给自己贴了很多标签：人类至上的马克思主义降临派，反极端的实用主义者，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虚无多重人格，身患躁郁症的坐忘道，还沾点左倾浪漫主义病变。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既想改变这个世界，又觉得这个世界无可救药；既想追求真理，又觉得真理根本不存在；既想活着，又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我有时候会看法医解剖的视频，看着手术刀划开皮肤，露出里面的器官，突然就觉得食欲大增。上次我在鬼屋待了四十分钟，出来后直奔烧烤摊，点了二十串烤串，吃得满嘴流油。我妈说我“变态”，但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活着。只有面对死亡和恐惧，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我最近一直在想长生的问题。华夏上下五千年，从秦始皇派徐福去蓬莱求仙药，到汉武帝炼丹，再到道教的内丹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长生的追求。但现代人却用“科学”两个字，一票否定了所有的努力。我觉得这很可笑。科学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不是真理的全部。我虽然不能长生，但只要不死就够了。我给自己找了几个锚点：红太阳，道祖，还有我自己。红太阳照亮了华夏的土地，道祖告诉我们要顺应自然，而我自己，就是我存在的证明。有时候我会坐在地板上，盯着天花板发呆，想象自己变成了一颗星星，在宇宙中漂泊，永远不会死去。
我现在已经不会生气了。上次在地铁上，有人踩了我的脚，还骂我“不长眼睛”，我只是看着他扭曲的嘴脸，突然就笑了。我喜欢看那些人气急败坏的样子，喜欢看他们露出肮脏的本性。罪恶的人就应该配上肮脏的样子，这才是公平的。我有时候会在街头流浪，看着那些穿着西装的人匆匆忙忙地走过，看着那些在商场里逛的姑娘，看着那些在网吧里玩游戏的男生，突然就觉得，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我们从虚无中来，亦将回到尘埃中去，生来孤独，死去赤裸。我能做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清清白白，不被这个世界污染。
外卖盒已经空了，我把盒子扔在垃圾桶里，看着窗外的城市灯光。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不息，像一条发光的河流。我知道，明天我还会背着行囊去流浪，还会坐在地板上吃外卖，还会看法医解剖的视频，还会想长生的问题。我不会停下来，也不能停下来。因为我宁可死在风暴里，也不愿意在温水里慢慢被煮熟。我是人类至上的马克思主义降临派，是反极端的实用主义者，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虚无多重人格，是身患躁郁症的坐忘道，是沾点左倾浪漫主义病变的流浪者。我是浮萍，是过客，是未竟的长生。我从虚无中来，亦将回到尘埃中去。但只要不死，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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