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知道，这五块钱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或许她转身就忘了是谁送的，或许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笑着说谢谢不过是流程。可看着她眼睛亮起来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得，好像也不算太亏。
但转念又觉得讽刺。她们为了几块钱的礼物鞠躬道谢，我为了这点虚无的“被感谢”而满足，说到底，谁不是在为了生活低头呢？有时候在街上看到那些发传单的人，被拒绝了还要笑着说谢谢；在菜市场看到小贩为了一毛钱和人争半天，脸涨得通红。尊严这东西，在糊口面前，好像真的轻得不值一提。
我也没什么资格说别人。我自己不也一样？为了多拿点绩效，对着客户赔笑脸；为了让领导多注意点，酒桌上硬着头皮一杯接一杯地喝。谁不是在生活里，把那点可怜的骄傲揣起来，换上一副能讨生活的模样呢？
想着这些，又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生活就是这样，一地鸡毛，捡起来看看，也挑不出几根漂亮的。可不说点什么，心里又堵得慌，像是有团棉花塞着。大概就是想发发牢骚吧，也不算抱怨，就只是想跟自己说说话。
倒是前两天抢着的那张龙虎山的票，算是最近日子里一点亮。那天蹲在手机前守了半小时，眼看票快没了，手都在抖，最后总算抢到一张。点开订单看了好几遍，才敢相信是真的。
龙虎山……只在纪录片里见过，绿油油的山，清悠悠的水，还有那些悬在峭壁上的棺材。不知道真到了那儿，会不会觉得自己能喘口气。只是看到订单上的“龙虎山旅游局官方认证”，又忍不住想，现在的旅游局真是厉害，触角伸到这么偏的地方都能搞得有声有色。大概干什么都一样，得做到一定份上，才能被人看见，被人“赏识”。就像酒桌上那些领导，你得把酒杯举得够高，笑得够谄媚，才能换一句“这小伙子不错”。
为了活着，谁不是把自己揉碎了，再重新拼起来呢？
去龙虎山之前，打算先绕到广州，看看我姐。她在深圳当会计，算算也有快两年没见了。上次通电话还是春节，她说深圳热得很，让我夏天过去的话记得带薄衣服。我当时嗯嗯啊啊地应着，挂了电话就忘了。
这次正好顺路。从北方坐火车南下，先到广州，跟她吃顿饭，看看她住的地方，听她唠叨几句工作和生活。她总说我“不着家”，一年到头东奔西跑，电话也不常打。其实我不是不想打，就是不知道说什么。说我又换了个工作？说我这个月又没攒下钱？还是说我昨晚又忘了做什么梦了？
可总归是要去的。就像她总在电话里说的“一家人，总得常来往”。或许这就是他们期望的“亲情”吧——哪怕说不上几句话，见一面，知道对方还好，就够了。我也说不好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可既然是他们希望的，去一趟也没什么。
从广州再往龙虎山走，之后还要去巴蜀那边。朋友在那边介绍了个活儿，说是能做几个月。又要开始东奔西跑了，行李箱大概又要被塞得满满当当，里面装着换洗衣物，还有这颠沛流离里，说不清道不明的盼头。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窗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模糊的光斑。我关掉电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今天就到这儿吧。反正日子还长，那些记不清的梦，那些说不清的情绪，总会在往后的某一天，以别的方式冒出来。
明天见。
（窗外的路灯亮得久了，光晕里飞着几只小虫，撞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我想起你说的那些话，关于破碎的灵魂，关于尖刺与慰藉，忽然就想起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遇到的那个老太太。
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赶早班火车，天还没亮，候车室里挤满了人。老太太就坐在我对面，怀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子角露出半截蓝布，看着像是旧棉被。她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风，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车票，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检票口，像只守着食盆的老狗。
我当时正烦着——前一晚没睡好，眼睛涩得发疼，手里的豆浆洒了半袋，黏糊糊地沾在手指上。正想找纸擦，老太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递过来。那手帕是格子的，边角磨得起了毛，洗得发白，却带着股淡淡的肥皂香。
“擦擦吧，”她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年轻人，出门在外，别委屈自己。”
我接过手帕时，指尖碰到她的手，凉得像块冰，指关节肿得发亮，大概是常年干活磨的。我道了谢，她没应声，又转回头去看检票口，只是肩膀好像松了点，不再绷得那么紧。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去投奔在杭州的儿子。儿子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她揣着攒了大半辈子的存折，连夜坐火车赶过去。蛇皮袋里装的是儿子小时候穿的棉袄，她说“医院里冷，带着他熟悉的东西，能睡得安稳点”。
检票的时候，她的蛇皮袋被栏杆勾住了，拉链崩开，里面的旧棉被、几件打了补丁的衣裳滚了出来。周围有人下意识地往旁边躲，我赶紧蹲下去帮她捡。她手忙脚乱地抓着棉被，脸涨得通红，嘴里不停地念叨“麻烦了麻烦了”，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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