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毕业后没找到像样的工作，跟着老乡去工地搬砖，夏天晒得脱皮，冬天冻得开裂，手指关节肿得像萝卜。有次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躺在医院里，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瓶一滴一滴往下落，突然就想起了少年时的梦想——那时候我想当科学家，总拿着放大镜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看树叶的脉络，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藏着秘密。课本上的物理公式像魔法咒语，解出来一道题就像打赢了一场仗。可现在，我的变成了工地，手里的是铁锹和扳手。有时候累得直不起腰，坐在工地上抽烟，看着远处的高楼一点点长高，会突然觉得委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当年那个对着星空发呆的少年，会变成现在这个灰头土脸的打工仔？是不是如果没遇见她，没那些偷偷摸摸的关注，我就能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考上好大学，穿上白大褂，对着显微镜研究细胞，而不是对着水泥浆研究怎么才能抹得更平？
这种念头像野草，一到夜深人静就疯长。可转头看看身边熟睡的工友，听听窗外夜市收摊的动静，又会自嘲地笑——哪有那么多？人生不是实验室里的实验，不能擦掉重来。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可能成为科学家的我，说不定正对着一堆数据发愁，对着导师的批评掉眼泪，未必有我现在这样，摔断了胳膊还能笑着跟老乡说没事，养养就好。
这些年我养成了徒步的习惯，不忙的时候就往城郊的山里钻。背着帆布包，穿着旧球鞋，沿着没修好的土路往上走，累了就坐在石头上歇脚，看风把云吹得变形，听鸟在林子里叫。上个月休工，我去了趟四十公里外的野山，走了七个小时，鞋底磨穿了洞。山顶有块被风雨磨平的石头，我坐下来啃干粮，看云被风撕成碎片。忽然想起十岁那年，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看了整整一下午，那时的梦想是当科学家，要发明能跟蚂蚁说话的机器。现在呢？兜里揣着从工地上捡的碎镜片，偶尔对着太阳晃，看光斑在草叶上跳，倒有点像老人们说的。当年坚信的科学至上，不知怎么就混进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比如对着山风发呆时，会想人这一辈子，到底是在求个结果，还是求个过程。
下山时捡了块奇怪的石头，青灰色，表面有天然的纹路，像被雨水冲刷过的电路板，又像初中物理课上老师画的电路图。我蹲在那里看了很久，突然想起那时她坐在第一排，看得格外认真，阳光照在她的侧脸上，绒毛都看得清楚，那时候的心跳，像黑板上的电流，滋滋啦啦地响。
回到出租屋，从床底拖出个积灰的木箱，里面是些少年时的破烂：断了弦的吉他，皱巴巴的物理竞赛准考证，一本写满公式的笔记本（最后一页画着个简笔画的星星），还有一张没寄出去的明信片——正面是星空，背面空着，一个字也没写。我把石头放进木箱，盖盖子时，听见里面发出细碎的碰撞声，像有什么东西，终于落了地。
前几天又梦见她了，还是在那条走廊上，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走廊很长，两边的窗户都开着，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飘在空中。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急着追上去，就慢慢跟着，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很平静。快走到尽头时，她转过头，对我笑了笑，然后就消失在拐角。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窗外的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我起身洗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看，眼角有了细纹，下巴上冒出了胡茬，眼神里的慌张早就被磨成了平静。套上工装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工头发来的消息，说今天要赶工。
我回了个，走出出租屋，清晨的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路边的早点摊冒着热气，卖豆浆的阿姨笑着问我今天还吃俩包子？我点点头，付了钱，接过包子和豆浆，咬了一大口，烫得直呼气。豆浆的甜，包子的香，阳光的暖，都是实实在在的。
那个想当科学家的孩子其实没走。他只是藏进了现在这副骨架里——当年想探索宇宙的好奇，变成了现在对生活的琢磨；当年拿烧杯的手，现在握着扳手，都在跟这个世界较着劲。或许在某个看不见的时间线里，有个穿着白大褂的我，对着复杂的仪器发愁，而他说不定也在羡慕我——羡慕我能在野山的风里，把日子过得这么扎实。
至于那些梦，那些影子，就让它们留在该在的地方吧。就像路边的树，会发芽，会落叶，却不会影响我往前走的路。或许将来还会梦见她，或许不会。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还有我的路要走，一步一步，踩在实地上，很稳。窗外的天彻底亮了，远处传来第一班公交车的报站声，我跨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车链发出一声，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道了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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