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阳光透过外交部大楼会议室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李家盛坐在谈判桌旁，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落在面前摊开的厚厚一叠文件上。这些文件详细记录着近三个月来与多国外交部门的沟通进展，每一页都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批注，红色的笔迹勾勒出谈判中的症结，蓝色的字迹则记录着可能的突破口。然而，从整体进度来看，外交沟通的推进依旧缓慢得像蜗牛爬行，这让他眉心的褶皱又深了几分。
“不能再等了。”李家盛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清楚地知道，新能源产业的海外布局刻不容缓，每多拖延一天，国内企业可能就要错失一片潜在的市场，甚至可能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于是，他当即决定，要亲自下场，加大外交斡旋的力度。
第二天一早，李家盛便主动联系了外交部负责新能源产业海外合作谈判的团队，表达了自己希望深度参与后续谈判的意愿。外交部的负责人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毕竟李家盛在新能源领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最初的技术研发员到如今的行业领军人物，他对这个产业的理解早已深入骨髓。无论是核心技术的迭代路径，还是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模式，亦或是不同国家市场的产业生态特点，他都了如指掌。有这样一位“行家里手”加入，无疑能为谈判注入新的活力。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李家盛几乎把办公室搬到了外交部的谈判会议室。他全程参与了与五个国家的多轮谈判，每一次谈判前，他都会花上至少三个小时研究对方国家的产业政策、新能源市场现状以及就业结构数据。谈判桌上，当对方代表抛出“中国企业投资可能冲击本地就业”的疑虑时，李家盛没有急于反驳，而是拿出精心准备的图表，有条不紊地阐述起来。
“各位请看，”他指着图表上的曲线，声音沉稳而有力，“根据我们的调研，贵国目前新能源产业的从业人员中，高端技术岗位的缺口达到了1.2万个，而我们的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后，首先会设立研发中心和核心技术部门。这些部门需要大量的电气工程师、材料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我们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为贵国培养至少8000名掌握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将直接填补高端岗位的缺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外国代表，继续说道：“而且，我们的产业链布局会带动当地配套产业的发展。比如电池外壳的生产、零部件的加工等，这些环节可以为贵国创造近2万个中端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我们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能帮助贵国本土企业提升生产效率，从长远来看，这对优化贵国的就业结构，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番话有理有据，让原本态度强硬的外国代表们露出了思索的神情。但这还不够，李家盛知道，空口无凭的理论分析，远不如实实在在的案例有说服力。于是，他立刻安排团队收集整理了其他国家与中国新能源企业合作的成功案例。
团队成员兵分几路，有的奔赴东南亚的泰国，那里的一家中国光伏企业投资建厂后，不仅让当地的光伏组件产能提升了30%，还带动了周边物流、包装等产业的发展，新增就业岗位超过5000个；有的前往欧洲的匈牙利，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企业在当地设立的生产基地，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电池研发人才，如今匈牙利已经成为中东欧地区重要的新能源产业枢纽。
一周后，当这些案例被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报告，摆在谈判桌上时，效果立竿见影。其中一份关于巴西的案例尤其引人注目：三年前，中国一家新能源企业与巴西本土企业合作，共同建设风电场。起初，巴西方面也担心就业问题，但项目建成后，不仅为当地提供了1200个长期工作岗位，还通过技术转移，让巴西的风电场建设技术跃居南美前列。看着报告中巴西工人在风电场里操作设备的照片，以及当地就业数据的显着增长曲线，外国代表们的态度明显松动了。
“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审视一下现有的就业保护政策了。”一位来自北欧国家的谈判代表坦诚地说道，这让李家盛看到了外交沟通的曙光。
就在外交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另一个难题却像一块巨石压在李家盛的心头——部分国内企业因调整海外发展策略的成本过高，产生了强烈的畏难情绪。
这天下午，李家盛刚从外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收到了助理递来的一份名单，上面罗列着十几家明确表示“暂时不考虑调整策略”的企业。他拿起名单，眉头紧锁。其中一家名为“绿能科技”的企业，他前几天还亲自去拜访过，董事长王总倒出了一肚子苦水：“李主任，不是我们不想调整，实在是成本太高了。我们在欧洲的工厂刚建成两年，要是按照新策略搬到东欧，光是设备搬迁和新厂房建设，就得花上至少两个亿。这笔钱投进去，我们的资金链可能都要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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