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十六年春至十七年夏，《承平—苏莱曼条约》的消息如季风般席卷了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阔区域，彻底重塑了欧亚大陆的权力版图与各方认知。那个曾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被描绘为遍地黄金与丝绸、宫阙壮丽的遥远东方国度，不再仅仅是传说与想象。它以一个拥有雷霆手段、迫使强大奥斯曼帝国低头的“现实强权”姿态，骤然矗立在世界面前。一时间，从欧洲宫廷到亚洲王庭，从贸易公司到学者书斋，“大夏”成了最炙手可热的名字，而通往东方帝都的道路上，前所未有地挤满了怀揣着不同目的、却同样急切的外交使团。
最先做出反应、且行动最为迅速的，依然是那些早已在东方海洋布局的欧洲海上强国。它们的嗅觉最为敏锐，对奥斯曼的挫败感受最深，也最急于在新的格局中抢占有利位置。
最早抵达京师的正式欧洲使团，来自葡萄牙。使团长并非以往的商站主管或传教士，而是由里斯本宫廷直接任命的贵族，唐·费尔南多·德·索萨伯爵。他带来了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亲笔签署的国书和丰厚的礼物（包括镶嵌宝石的十字架、精美的挂毯、新大陆的金器以及几门精心装饰的小型青铜炮），阵容之正式远超以往任何一次商业接触。
然而，华丽排场之下是深重的焦虑。果阿和马六甲的葡萄牙总督府发回的秘密报告，充满了对大夏水师在印度洋日益频繁的巡航、以及与荷兰人越发密切互动的担忧。唐·费尔南多的核心使命，是巩固并试图扩大《葡夏初步谅解》中的特权。他希望在贸易上获得比荷兰人更优的条款，在传教上争取在京城设立一座永久性教堂的许可，并在安全层面，试图与大夏达成一项更为明确的、针对“印度洋海盗”（往往暗指奥斯曼支持的势力以及他们眼中的荷兰竞争对手）的联合行动意向。
在四方馆的预备会谈中，葡萄牙使团极尽恭维之能事，盛赞大夏击败奥斯曼的伟业是“上帝眷顾文明世界的明证”，并反复强调葡萄牙作为“最早与大夏建立海上联系的基督教国家”的特殊友谊和历史贡献。他们试图将这种“历史优先”转化为排他性的政治和商业优势。
几乎与葡萄牙使团前后脚抵达的，是荷兰联合省共和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派出的高级商务特使团，由精明强干的资深董事科内利斯·范·德·林登率领。荷兰人的风格与葡萄牙人迥异，他们没有过多的宗教辞令和历史包袱，携带的礼物更侧重于实用与新奇：最新改良的航海钟、高倍率望远镜、精致的机械自鸣钟，以及大量来自东南亚的稀有香料样本。
范·德·林登的目标明确而务实：打破葡萄牙可能存在的垄断企图，争取与大夏建立“最惠国”式的直接、平等、自由的贸易关系。他提交的备忘录充满了商业理性，详细列举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稳定供应的商品名录（从波斯地毯到锡兰肉桂，从印度棉布到日本白银），以及希望从大夏购买的商品清单（除传统的丝绸瓷器外，特别列出了“优质钢锭”、“精制硝石”和“特定药材”）。更重要的是，他暗示荷兰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大夏商船前往印度以西乃至波斯湾的贸易活动，提供护航和信息支持——这直接戳中了葡萄牙试图垄断印度洋航线的痛点。
荷兰使团私下接触大夏官员时，毫不掩饰他们对葡萄牙和西班牙“旧式殖民与垄断做法”的鄙夷，宣扬“自由贸易”带来的共同繁荣。他们的姿态更为灵活，也更具进攻性。
姗姗来迟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格兰（都铎王朝）使团。在收到来自荷兰和葡萄牙方面的消息后，年轻且雄心勃勃的国王爱德华六世在其摄政大臣的建议下，匆忙派出了以学者兼冒险家罗杰·阿什克爵士为首的使团。英格兰在东方缺乏据点，使团规模较小，礼物也相对寒酸，但其意义在于标志性的“首次正式接触”。
罗杰爵士的任务是探索性的：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关于大夏的政治制度、军事技术、经济规模和风土人情的情报；尝试建立直接贸易联系的可能性，哪怕最初规模很小；观察葡萄牙和荷兰人在此地的活动与成败。英格兰使团更像一个高级别侦察队，其谨慎与好奇背后，是国力尚未充分投射至远东的客观现实，以及对未来参与东方巨大利益的深切渴望。
大夏的雷霆之势与条约的签订，在亚洲内部引起的连锁反应更为直接和深刻。周边国家迅速调整了对这个大邻国的姿态。
反应最为热烈的是波斯。沙阿塔赫玛斯普一世派出了以皇室亲王为首的超规格使团，携带着象征两国友谊的巨型地毯、华丽的宫廷诗集、以及沙阿感谢大夏“在东方牵制了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私人信件。使团不仅庆祝条约签订，更旨在将之前的战略默契提升为更稳固的友好关系。
波斯使团公开且频繁地拜访理藩院和鸿胪寺，除了商讨进一步扩大“北线茶丝之路”的贸易量、细化军事技术交流的细节外，更隐晦地提出希望与大夏在涉及中亚部落事务上协调立场，甚至探讨缔结一份“针对共同威胁的友好协约”的可能性。他们的到来，本身就强化了大夏在西亚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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